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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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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魁訓誡:絕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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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製造的敵人:港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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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光討論:極權之下無改良


   
   
   張三一言
   

   
   歷史是歷史,現實是現實。不論清末改良成功還是失敗,今天極權下的改良就是註定不能成功只能失敗。
   
   六四民運精神和理想並不因六四行動失敗,但是六四改良思想六四時已失敗,在今天中國也只有失敗沒有成功。
   
   清末改改,在理論與邏輯上,外國提供的經驗方面都可論證有成功可能;但中國今天,不論是理論與邏輯上,外國提供的經驗方面都可論證沒有成功可能。理由只要一個:極權之下無改良。
   
   抽象地說理,改良比革命,不論在道德、符合人性、所需代價…方方面面都比革命優越。而且,在世界上已經提供了大量改良成功的現實和歷史經驗。但是,在人類史和現實中還沒有出現過極權政治制度下,特別是具有類似中國共產黨特色、法西斯化的極權制度下改良成功的實例;即使是在非極權的常態專制制度下,也沒有見過沒有革命關連而是純粹改良成功的先例。現在改良派的錯誤是空間迷失。把適用於常態專制的改良錯誤地放到極權制度下,以為在極權下照樣行得通。現在企圖在極下實行改良的改良派,就好像拿能治好發熱感冒的亞斯匹林去治理癌病的醫生一樣,總是以為專制制度下行之有效的改良用到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下一樣有效。
   
   那麼,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下的中國,是不是改良絕對不可行呢?
   
   也未盡然。
   
   其一,反革命改良(如果有這一種事實的話)在中國一定不會成功,等着他們的只是一條死路。
   
   其二,如果改良派與革命派合作,實行改良革命並行並進,則改良是一條活路。
   
   道理很間單,若革命改良勢成,革命要共產黨的命,改良給一條活路共產黨走;在死活任選其一的條件下,共產黨走改良的可能性會大增。根據歷史經驗,我們可以想的是:一個可能,在改良兼革命雙層壓力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軟化放權而導致啟動民主進程。第二個可能,共產黨內部分裂;不管它是由於思想或派別分裂還是投機家野心家乘機擴張實力。無論何種情況,都必然給民主留下足夠空間生存和發展。
   
   楊光自己也說:“改良與革命並不必然對立”;改良與革命的目標並無一致,在革命改良並行並進過程中,兩者並沒有不能共存的衝突;為甚麼一些改良派非要對革命抹黑、醜化、誣衊、把革命趕盡殺絕不可?細想後,除了基於思想派別、已形成的集團制益作怪外,就想不出還有甚麼理由了。所謂派、集團利益就是當前可以得到的資源這個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想像中未來由我掌握政治權力的利益。
   
   楊光提出改良有助於革命的觀點,我贊同。不過同樣,或者是更明顯的事實是,革命對改良更有助益。但是楊光不能換位思考。只講改良對革命的貢獻,不提革命對改良的助益,還在論述改良功勞時對革命狠加鞭打。在革命與改良並存並進局勢下,最終取代舊政權的多數是改良派。但是,現在的反革命改良派總是要對革命派抹黑、醜化、誣衊、趕盡殺絕。
   
   還有一點要提一下,反革命改良派幾無例外地把所有革命,包括今天主張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都與共產黨毛澤東的革命劃上一個等號。這種違背事實違反邏輯的對革命思想、活動的誣指,到了應該收起來的時候了。
   
   我和楊光在革命與改良的分歧是:楊光要的是反革命的改良,我要的是容革命的改良;楊光反的是革命,我反的是改良中的反革命。
   
   2010-04-24
   
   @@@@@@@@@@@@@@@@@@@@@@@@
   
   杨光:简论清末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66
   
   
   作者:杨光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240 更新时间:4/21/2010 6:38:29 AM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改良注定行不通吗?
   一直以来,清末改良运动的“历史教训”都是“中国改良之路注定行不通”的关键证据——如果不是唯一证据的话。大凡反对改良的人,几乎没有不谈戊戌变法、清末立宪的。是的,维新失败了,光绪失权了,康梁逃跑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后来,又立宪流产了,新政败坏了,清廷破产了,辛亥革命一呼而天下应。一百多年前的这些经典性政治场景仍然烙刻在思想者们的心头。
   这段历史最大的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给“路线斗争史观”、“革命史观”不断地提供雄辩之资。国共两党的理论家们教给我们如下的历史定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其失败纯属客观必然、不可避免,革命路线才是正确的,虽有挫折险阻、流血牺牲,终必取得伟大胜利。然而,这些雄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戊戌年的变法运动的确是失败了。主要失败于光绪帝的急躁和康有为的狂妄,却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变法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张并没有失败,只是短暂中断了。几年以后,因扼杀维新运动而被当成旧党首领的慈禧太后本人又重新拾起了变法的旗号,在政治改良之路上走得比当年的光绪帝和康有为更加遥远。康有为不过要开“懋勤殿”,老佛爷却亲自首肯了“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如此看来,戊戌年的失败者仅仅是光绪帝和康梁诸君,却不是与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改良与维新本身(注:我们谈这个问题当可更严谨一些。比如说,89民运是失败了,但我们大可不必说:民主抗议运动在中国注定行不通。以一两个历史故事而作出普遍结论,是必须慎之又慎,要辅之以必要的理论论证的)。
   晚清的立宪运动也确实是失败了。主要失败于体制内的满汉、央地权力斗争和体制外的反满民族主义,而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让我们再往后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主题是什么?依然是旧的改良主义的老题目:改官制、立宪法、开国会。清朝未完成的任务,民国照样完不成。人民共和国不仅完不成,反而走了回头路,往秦始皇和朱元璋的方向大幅度退却。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一部公认的优良宪法和一个民主的优秀国会,比之改良运动,未见得就成功、高明到哪里去。
   “改官制、筹自治、立宪法、办大选、开国会”,这些清末改良主义的理想延宕百载、至今未竟,然而毕竟一代代传延,国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放胆断言改良主义必定失败或完全行不通,似乎仍为时尚早。若说失败,岂止是改良失败,革命何尝不失败!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倒是失败得更惨一些。为这些个革命而抛头颅酒热血的可不只是区区“六君子”,而是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和多达几千万的平民百姓啊!按同样的逻辑,是否也该说“革命之路注定行不通”呢?
   二、改良派妨碍了革命,还是支持了革命?
   再说说清末改良派与革命党的关系、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戊戌变法以后,原本栖息于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有一部分被逐出体制,加入了反抗运动,与革命派互相唱和、互成犄角。梁启超是赞成过革命的,虽然后来又成了反革命。另一方面,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在权力的核心层周围培育了一批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日俄战争之后,不仅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立宪主义者大声疾呼、摇旗呐喊,而且袁世凯、张之洞等高官,载泽、溥伦等亲贵,张謇、汤化龙等士绅,也都加入了立宪的阵营。立宪派可谓阵容齐整、势力庞大,里应外合、咄咄逼人。慈禧太后也顶不住立宪派施加的政治压力。而革命派则势单力薄、位处边缘,除了策动一些无关大局的武力冒险之外,无能对中国局势发挥更大的影响。
   但立宪派不是铁板一块,不久之后,这个庞大的阵营迅速分裂。光绪帝之死使一些立宪人士失去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君主立宪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此后激烈的官场权力斗争又使得疆臣立宪派、绅商立宪派、汉族立宪派与清室亲贵立宪派走向了利益对立。那时候,民间的立宪人士大都抱有一立宪则中国立等富强的玫瑰幻想(这与现在有些人相信一民主则中国立马太平、万事大吉,就连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也可迎刃而解是一样的心情),他们异常急切,当朝廷对速开国会、缩短立宪预备期限的请愿活动推三阻四的时候,民间立宪派顿然对朝廷失去了信心。而所有这些在利益上、感情上背弃了清廷的立宪改良人士,都在有意无意之中、直接间接地支持了革命派。
   立宪派对宪政的宣传以及对清廷政改措施的不满和批评,于不知不觉中为不久到来的革命做好了间接的、然而比较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梁启超的笔力最为雄健凌厉,他对清政府的猛烈攻击,其所阐发的新理念、新思想,传播最广、影响甚巨,革命党中无人能望其项背(事实上,思想贫乏的孙中山先生在整理其“主义”时从梁启超处借益多多)。于清廷的政制解体,鼓吹改良、君宪、新民、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之功,实胜过千军万马。虽然他本人无意于革命(为此还挨过革命党人的耳光),但结果却是,他的文章和思想、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社会活动,间接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支持者。
   孙中山、国民党将推翻清朝的功劳全都记在革命党的帐上,不仅不记立宪派的好,反而认为立宪派于革命有危害,无端瓜分了革命果实,这是极不诚实的。辛亥革命之迅速成为燎原之势,并不是同盟会、光复会影响下的少量新军和一群秘密会党能够独力成事的,更不是党人搞政治暗杀的功劳。诚然,革命党人意志最坚强、行动最勇敢,但立宪派却在关键时刻给予革命派最有力的帮助。在大多数宣布独立的省份,知名的立宪人士、各省咨议局的议员都是很活跃的革命成分,汤化龙、张謇、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等立宪派领袖在革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是革命党人无法起到的。之所以辛亥革命比较平和、不太暴力,清政府方面的抵抗微弱以至不成气候,正是因为这些改良派立宪人士运用了他们的名望、能力、社会影响和官场人脉。官府可以毫不犹豫地镇压党人,却很难向这些立宪领袖下手。袁世凯在回答朝廷对他剿匪不力的指责时说,要我剿黎元洪、程德全这样的叛逆可以,要我剿张謇这样的民意代表办不到。可见,立宪派之襄赞革命,意义何其重要。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从前的改良主义者绝大多数纷纷“咸与革命”,变成了共和革命派,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即使是爱新觉罗宗室里的立宪人士,如奕劻、溥伦等人,在劝说隆裕太后顺应大势、接受退位以免生灵涂炭方面,也曾有功于革命。革命党人指责立宪人士转变立场是“投机革命”、“抢班夺权”,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未必只有服从同盟会统一领导、拥戴孙中山独掌大权的人才不叫“投机”、不叫“夺权”?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朝之覆灭、辛亥之成功,最关键的砝码并不是伟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强人袁世凯的和平愿望。袁世凯之所以愿意顺应共和潮流,与他坚定的改良立宪立场分不开。如果人们不因后来的“称帝”而全盘否定袁氏,应当承认袁世凯也是中华民国名正言顺的国父之一。正是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宋教仁、张謇等等这些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当年的革命领袖和改良领袖们,共同缔造了一百年前那个很不完美的远东第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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