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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迎接二十一世纪宣言(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2010年4月10日再发表)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序言

   【民主化的政治体制】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一、人权问题

   二、稳定问题

   三、“6.4”问题

   四、反腐败和社会公正问题

   五、农民问题

   六、自由工会问题

   七、“法治国家”问题

   八、教育问题

   九、生态问题

   十、军队问题

   十一、民族问题

   十二、台湾问题和“一国两制”

   十三、外交战略问题

   十四、民主的步骤问题

   序言

   今天,是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天。它不仅是一年之始、世纪之始,而且是新的千年之始。中国民主党人有幸恭逢此时,站在新世纪、新千禧年的起点上,抚今追昔,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责任、使命,作一番宏观、透彻的审视,借以在重大问题上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以更清醒的意识、更坚定的决心继承过去、开辟未来。

   人类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大体经历过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从三、五千年前开始的,以集权政治、自然或统治经济、意识形态一元化、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农牧业文明;另一种是始于希腊,一度中断,五百年前又接续上的,以民主政治、市场或自由经济、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教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工商业文明。

   在农(牧)业文明阶段,中国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创造了人类最灿烂的文化和最先进的制度。

   工(商)业文明兴起于农(牧)业文明的基础之上。“文艺复兴”以来,她以巨大的优势迅速扩张、征服世界,覆盖了农牧业文明的大部分地区。明末清初,两种文明开始接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两种文明在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摩擦、撞击、冲突,古老中国屡战屡败。面对着先进文明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最初回应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惨败,洋务救国的企图破灭,要变祖宗之法和典章制度的维新派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主张彻底变革的革命派登台,并以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一次与先进文明和制度接轨,第一个在亚洲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虽有后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卖国专权的倒退,但随着“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向先进文明推进的步伐并未停止,并于30年代前后出现了初步繁荣。然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这一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良好势头。

   共产主义的兴起是对早期工业文明弊病的不满和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是对中国文明转型的一种批判的回应,它号召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号召工人“剥夺资本家”,号召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新民主”,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时,击败了训政统治向宪政统治艰难过渡的国民党政权,迅速征服中国,它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政策宣言,曾经为中国进入新文明带来过短暂的希望。然而,从“农业集体化”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旨在由党的官僚来垄断社会经济资源和消灭构成当代民主社会基础的市民阶级的“社会运动”,使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了理想的统一),中华民族以极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离新文明和民主社会越来越远的现实,以及向旧文明和集权社会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回归。

   但是,中国人民在逐渐觉醒了。蒙昧中国人民到了极度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以1974年震撼全国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大辩论,1976年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为标志的民众反抗,开始阻止了这一历史的大倒退,并开启了20世纪后四分之一世纪改革的闸门。邓小平先生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力排众议,开动了中国最初的改革并影响和带动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并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艰难地一步步放弃了统制计划经济,开始接纳市场经济,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和工业文明接轨,终于迎来了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的快速发展。

   100年前,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拉开的世纪帷幕,以中国共产党的建政50年大庆、天安门阅兵和世纪末的港、澳回归,中国加入世贸为这动荡、艰辛的百年划上了句号。

   这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国力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治民主这一步,一个世纪了,特别是近五十年还是没有迈开。这一步不迈开,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文明。只要中国仍沉溺于集权政治和准政教合一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中国就不可能跟上世界的潮流,没资格融入世界主流社会,最终仍将落后于人类历史的发展。

   20世纪末,当世界先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高于工业文明的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更新的文明形态已露端倪之时,中国何去何从,这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们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也是站在千年世纪和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民主党人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民主化的政治体制】

   我们认为,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紧迫的政治民主和深刻的社会转型不外两种途径:一种是主动的、自觉的、理性的、平稳的、不流血的转型。即中共随着经济的与世界接轨,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在思想观念和政策上作深刻调整,逐渐向社会民主党、工党、、自由党的方向转变;政治上逐渐放开党禁,容忍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扩大选举,分阶段稳步发展,直到实现真正的自由选举和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逐渐放开言禁、报禁,容忍真正的新闻、言论和思想自由;尽早动员人民讨论宪法,在适当的时候修宪,体制上分权,建立真正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最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这方面,台湾已经为大陆和全世界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另一种途径则是被动的、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激烈的、有流血冲突的转型,即政治上只搞机构修补不搞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固守过时的“四项基本原则”,打压所有的反对派和异己力量,不搞自由选举“还政于民“;意识形态上继续严格控制舆论,封杀不同的声音,人为阻隔上下沟通,使社会矛盾日益积累,重大问题的解决日益宕延,直到一触即溃,以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和流血的形式完成转型,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俯拾即是,这是每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不幸,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策、计划和言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主动选择走平稳、理性转型途径的迹象,相反,被动地沿非理性的途径转型的危机却日益增加。 

   中国民主党正是为实现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中国的民主化才应运而生的。中国民主党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全力推进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使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根。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寻求救国之道提出"知难行易"的重要认识论命题时,他面对的只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民主国家的话,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是“知易行难”,因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民主理论也有了丰厚的积累。不仅有国外200-300年来英、法思想家和美国立国先贤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有中国自康、梁,孙(中山)、章(太炎),胡(适)、储(安平)以来几代人对民主的大力宣扬和倡导,以及20世纪下半叶集权专制带给中国的惨痛教训,中国有民主理念的先进分子的思想认识和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赞成什麽,反对什麽,在大节上也是容易达成共识的。至于中国民主的建构是采取英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模仿一国还是取各国之长综合创新;实现民主采取何种途径、步骤、手段、方略等则都是可以讨论和在实践中调节、探索的。

   总之,民主理念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英才出,要领风骚正当年,或者借西方的话说“最简洁的答案就是实干。” ("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有赖于公民的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确立源于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意愿;而私有财产只能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才能生根。

   经过10年的改革,“64"以后,中共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终于承认了市场,默认了在安排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时市场经济优于党官僚垄断的“计划经济”。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末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中共终于被迫接受了在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改革方向,但仍不愿放弃在国有(实为党有)大企业上的统治地位,延续着以权力垄断市场。

   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如今盛行于世界的跨国公司和大公司的“并购”浪潮不但没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反倒使其蓬勃发展,说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可以有办法调节,而且很好地调节的。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很大篇幅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女工、大规模使用童工的那种私有制早已被世界所唾弃,而随着北京“64”的枪声和柏林墙的倒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国有制(它的理论表述是“公有制”,实为党控制下的、劳动者处于无权地位的垄断制)也已失败。如从历史的逻辑来看,私有制是正题,“公有制”是反题的话,介于二者之间的群有制应该是合题。但群体所有至少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经过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到股份制的中共力保的群体公有制;一种是大型企业的群体私有。那种不真正解决产权问题的承包、租赁和不真正改制就出售或包装上市的股份制必然摆脱不了党企不分、政企不分、效益低下的痼疾,这种群体公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终将被市场经济所淘汰。相反,世界通行的法人持股和个人持股的有“人民资本主义”之称的真正的股份制倒是群体私有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们认为,中小企业私有化,大型企业私有或群体私有才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较好的所有制形式和国企改革的方向。

   我们并非天生厚爱私有制,鄙薄“公有制”,只是因为假公实私的执政党的“垄断制”,它的不公正、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管理的低效。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民主制与“公有制”不相容。“公有”必然导致集权,这是铁的事实。在“公有制”沉重的花纲条石上只能垒积起集权专制的金字塔,决不可能栽种、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和庄稼。

   历史证明,“公有制”,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经济理论,只有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有;只有真正的民有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激发起每个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从经济上说就是“公有制”的惊人浪费(人、财、物、时间、资源)和长期低效。

   同样还是这些人,这片土地,20世纪后20年的经济起飞和中共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步步远离“公有”靠拢私有的路子羞答答地走下来的,既然如此,何不大胆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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