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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国民主党党史上重要问题的澄清

   

   有两件伟大的事物震撼人心,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充满赞叹和敬畏,那就是灿烂的星空,以及我们心中的高尚情操。——康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不能看着希哲先生把哪怕一点点的“错误路线”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其实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很难说什么时机最好,什么时机最不好;成败论不了英雄;是同道、同仁、同志,就荣同享,责同担;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我们付出了,尽力了,此生就足矣了!

   谢谢希哲永远以整体事业为重,永远以母国江山为重!

   ---徐文立

   

   谢谢识仁,更谢谢贤斌,想念永敏,他将于今年11月29日光荣出狱了,让我们期待我党的老英雄回来!

   ---徐文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党史上重要问题的澄清

   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认识不完全:

   

   1、1997年后,由我在海外支持的徐文立(任畹町也参与。开始本想让他出面牵头)“广交友、不结社”方针,以“空中民主墙”的联络形式,把79-89打散的各省市队伍重新集结起来的,并伺机向组织独立工会突破的路线,是正确的。文立为此做了全国性的大量组织工作。没有这个前期的全国性组织工作基础,98年7月波士顿会议后海外筹委会的总策划总发动,就根本没有可能。也就是说,98-99年得以迅速全国规模推动组党,完全是站在1997年文立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一切,浙江哪怕出来喊一声“民主党”,也就最后自生自灭,与过去的胡石根们一样。

   

   2、98在王炳章闯关推动下,浙江呼吁组党,其实是错误的。应该先走自由结社这步。希哲劝他们“退党为社”,浙江不听,希哲以所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态度”,转为与王炳章站在一起全力发动各省市组党呼应浙江,果然是冒险主义的。这是王希哲的错误。若说“错误路线”,是王炳章-王希哲的错误路线。徐文立开始仍然坚持正确方针,要求继续“广交友,不结社”,一点错误没有。但正是在我们海外的不断错误推动下,又在山东刘连军错误信息的误导下,为了全国民运的大局,决定介入到组党运动中去。没有北京、湖北等的介入组党,98组党运动也就无法深入下去。

   

   

   3、国内98组党本身就是错误路线。与什么“筹委”“党部”根本无关。哪怕北京湖北等都是筹委,筹到共产党不能容忍程度,它一样抓你。什么“筹委”不抓,“党部”就抓,完全是胡说八道。要说“害了民运”,98浙江组党就害了民运,迁就浙江冒险主义并发展了这个冒险主义的的“王炳章-王希哲的错误路线”,才是害了民运。

   

   刘贤斌等的认识是对的,但他们98都站在一个局部地区的角度,无法观察到全局的来龙去脉。

   

   

   老王(希哲)

   

   ----------------------------------------------------------------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谢万军、刘连军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摘自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秦永敏》

(2010/04/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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