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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存柱:同质与共识——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来看中国民主党

   同质与共识

   ——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来看中国民主党

   

   郑存柱

   

   2010年4月13日

   

   近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召开成立大会,中国民主党有了一个新的组织,而加入这个新的组织的新老党员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近日,刚刚翻阅了一遍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虽然这是一部罗尔斯研究社会正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却完全可以拿来分析海外的中国民主党现象。新加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有一批由王军涛博士领队的宪政协进会的成员,也有不少政治学者。因此,此文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疑。

   

   一、“最初状态 ”与“无知之幕”

   

   这两个概念都是罗尔斯的假说,然而正是从这两个假说为起点,罗尔斯推演出他的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纯粹的程序正义。

   

   以这两个假说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只能遗憾地发现民主党全委会恰恰缺失了最基本的程序正义。

   

   表面上看,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声称“重新”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把以前的组党尝试和海外发展和历史上的路线纷争和个人恩怨都清空归零,好像是回到了一个“最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但是“最初状态”设计者的本意是“原初状态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达成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也就是说,一旦公平的程序已经建立,不管什么样的程序,倘若程序能够得到很好的遵循,结果应该是公平的。全委会把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都放在“太初有道”之前的“荒废虚空”的黑暗之中,然后全委会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最初状态”。

   

   但是罗尔斯的“最初状态”的设计者,却有另一个不可分割的假说“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 。无知之幕假设程序的制定者对自己的利益所在一无所知,这样就不会提出对自己有利的原则。这样一来“在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为了对政治的正义原则达成公平一致的协议,必须把各种条件规定得足以消除那些在交易中占便宜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任何社会制度背景中是不可避免的。”纽约的朋友也知道民主党的历史分歧和现实纷争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制定规则的一方,不但没有用“无知之幕”遮盖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反而最终排斥了另外一个主要的民主党派系——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参与。没有“无知之幕”的“最初状态”失去的正是其精髓所在:程序正义。这样的全国委员会不可能真正地名副其实地代表所有的民主党员,也无法说服旁观的海外民运朋友。这样的民主党“新起点”失去 了厚实的正义基础,未来的道路不可能顺利和精彩。

   

   二、同质和共识

   

   罗尔斯在这本著作中使用了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修饰语来说明他的共识,那就是 “重叠”(overlapping consensus)。所谓的共识,不是指大家都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而是指不同的组织和个人,源于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所必然形成的不同的观点。但是各自的观点的外延却又有“重叠”。这就是罗尔斯所谓的“共识”。因此,这样的共识是承认差别存在的共识,这样的共识也反映了罗尔斯所认同的“合理的多元性”(reasonable pluralism),而这种多元性正是中国民主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之一。“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就是……制定出公平的合作制度”。“正义的概念如果能够成为合理的学说的重叠的共识的焦点,那么,为了政治的目的, 这个概念就足以建成正当性的公共基础。”如果放弃了由分歧的却又可以“重叠”的共识而追求公义,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可惜的是,全委会的召开不是在耐心磋商所达成的“重叠的共识”的基础上,而是抛弃了民主党内部的“异议分子”,由一群“同质性”很强的“朋友”发起并“重新”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众所周知,“同质”(homogeneity)意味着“排他”(exclusiveness),反映在政党性质上,强调高度“同质”的政党,就是追求“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的政党,共产党正是企图保持高度的“同质”来拒绝分裂,同时也拒绝民主的。好在民主党全委会选出了两个主席,没有“一个领袖”的专制之嫌,但是“排他”却成了民主党全委会的无法撕去的标贴。缺少不同派系的意见“重叠”,也就缺失了足够的权威来整合统一,以便形成“最大”的反对党来和共产党竞争和抗衡。难怪创党先驱王有才先生面对纽约地区民主党多胞胎的现状无能为力,却只能“感到很难过”。

   

   三、“善”的概念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三大主要的概念,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重叠的共识”以及公共理性的概念(idea of public reason)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抽象的“善”的概念(idea of the Good) 。西方人具有宗教的传统,所以道德和“善”也是政治学里面的重要内容,罗尔斯也不例外。他把来源于上帝或者康德的“绝对命令”的形而上的“善”的概念,进行功利主义的具体化而分成人类几大主要的基本需求,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the bases of self-respect)。

   

   同样,正如潘晴先生在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竞选之前的质询中向王军涛先生提问所指出的,民主党人在进行追求宪政民主这样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善”,特别是罗尔斯最后所指出的“自我尊重”。这不仅仅是民主党的缺点,这是缺少宗教情怀的中国人和中国组织的共同缺点。民主党全委会在“善”和“尊重”的考量上顾此而失彼。基于观点的不同,无意忽略或有意抹杀1998年组党所形成的民主党“北京派系”或民主党联总派系,这还可以理解。但是对民主党创党时期国内外的主要人物徐文立和王希哲先生的历史贡献一笔抹杀,在民主党“新的起点”上忘记给与前辈足够的尊重,这不仅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是道德常识和社会观感上的的缺憾。另外,因人设立的“双主席”制度,却又过分误解了“尊重”。竞选失败的一方,如果有风度地承认失败并转而支持新的主席,将会赢得投票人发自内心的尊重;派系妥协的双主席制,却恰恰相反,暴露出双方想赢怕输、不能合作甚至担心无法继续合作的心态。这是信任的危机,也与“善”和“尊重”风马牛不相及。

   

   四、历史经验主义、现实功利主义和未来理想主义

   

   这一部分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主要观点无关,但是也是受到此书的基本原理的启发而有所感悟。也许不是很恰当,但是我还是把徐文立和历史经验主义,王军涛和现实功利主义,王有才和未来理想主义来进行类比分析。

   

   徐文立先生是79民主墙时期的民运前辈,丰富的民运经验既是优点,有助于他在海外继续领导民主党联总,但是经验主义也往往会画地为牢。民主党联总不要一直自恋于历史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应该从历史经验中解脱出来,以健康的心态来和新成立的民主党全委会进行良性竞争和善意互动。

   

   纽约朋友们看到了中国民主党作为国内10多年不倒的旗帜的感召力,于是愿意以民主党为基础来整合统一海外民运,但是没有经过充分商谈就仓促成立新的民主党组织,功利性太强,就像一对才子佳人没有经过感情的酝酿就匆匆入洞房。自己爽是爽了,但是前戏不足,则后患无穷。

   

   王有才先生的民主党理念,一直是比较纯粹和理想化的,而现实却并不允许这样的政党的存在。王有才大脑中的完美的民主党,放置在条件不足的当下的中国和海外,不知不觉中已经犯下了逻辑学上的“误置情境”的谬误(fallacy)。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书生,不愿意妥协,不容易退让,坚持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原则。但是,1998年组党之时,民主党从概念到现实,就是在妥协和退让中寻求发展空间和生存理由的。作为民主党的创党人之一和民主党主要的领袖性人物,王有才先生不但需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更需要的是成为民主党各个派系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毕竟大家都明白,民主党不能整合统一,就无法真正重新起步,走向明天,走回中国。

   

   注: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参见: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2010/04/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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