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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良好的愿望


   相传尧宽厚待人,礼仪四方,他但愿天下人都能温饱度日,而自己每每做出牺牲。人们拥立他为帝后,他依然敬慎节俭,宽容温和,允恭克让,明辨善恶,协和万邦;使天下得以和睦安稳。
   当尧年老后,他并不以己之位为尊,自以为是的要独自去安排天下就象安排他自己的私事一样,而是按照众人的提议,将一位地位卑微的穷苦贫民名叫虞舜的提拔上来,对他加以考察培养,证明他在德、才等方面确实不负众望,就委以重任,最后让他登上了帝位。而自己则谦虚地认老不再干涉政事。
   虞舜又叫姚重华,他出身贫寒,生活穷困,且又生活在一个不良的家庭中,但他却能注重自身修养,与家人和睦相处。在经受各种考验登上帝位以后,他更是善察民情,勤劳民事,鞠躬尽瘁。他政事民主,任人唯贤,根据人的不同特长,让伯禹掌管土地,辅佐政事;让稷去主管农业,教人们播种耕作;让契去大兴教育,使百姓们亲和懂礼;让皋陶任士之职,去抵御外敌,刑服贼寇。而不是用官职做人情给俸,就象天下是他的私产一样。他也象尧采纳众人的建议让他登上帝位一样也采纳众人的建议让帝位给了禹。
   大禹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他继承鲧的治水事业,历经十三年,治平了水患。在治水过程中,他曾三次过家门而不入。为此,他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舜及百官们的信任和称赞。

   尧、舜、禹三位大帝当政时,提出了不虐待孤独无靠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不违反百姓的意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要便利人们用物,富足人民的生活,端正人们的德行。推行着一种良好的共治天下,与民共乐,与民同福的社会制度。
   这种部落社会的群体主义意识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扬,历代的人们都在极力地推崇这种公天下的社会制度。
   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约公元前468—376年),提出了一个尚贤和尚同的政治主张,又把这种公天下的社会制度发扬成一种互助友爱,普天同利的理想社会。墨子认为,要振兴国家,富足人民,使天下人人都能暖衣饱食,就必须举贤任能。因为只有让贤能智慧的人来掌管国家,国家才能治弘,才能富强。
   为了使一国之中的贤能智慧者能脱颖而出,就不应论究出身的贵贱,要不论农民、工匠或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举拔他们,大胆的委以重任,对不称职的,则要抑而废之。
   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无能则下。并要“以尚贤为政之本,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让天下人都能按照能力的大小来从事适当的工作。
   在墨子的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子、三公、国王、大夫、乡、里之长,都由大众推举产生。且良工、良医、良宰,即百工都能各得其所,都有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不能鱼目混珠,埋没贤能。对推举出来的天子、三公、国王、大夫、乡长、里长,万民要是、非分明,去其不善的言行,学其善的言行,使一国上下,始终团结同一。对治理国家,则要以天下人的共同意愿为准则,不能以父母、师尊、国君的意愿为准则。因为天既使万民得生,一样的哺育万民,供给万民同样的恩惠,必不论幼长贵贱,都兼而爱之。
   天不单爱国君、父母、师尊而兼爱天下人,所以天下人的意愿,也就是天意,治理国家应以天意为准则,也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意愿为准则。
   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大众必上下同一,年老无靠的,会有所奉养,幼弱无依的,会有所扶助(“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奉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篇)。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都把他人的苦乐,看成自己的苦乐;大家“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社会上下,“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从而得众心同一,天下归于大同。
   在西方的古希腊,有一位名叫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与墨子有相似之处,却更为详细和具体的理想社会。在他著的《理想国》一书中,他借苏格拉底的口,以“正义”为话题和开端,以“善”为最终目的,系统地提到了优生问题,家庭与婚姻问题,教育问题,政制问题,共产问题,因人之能施任及于男女平等的问题。他先以“正义是智慧与善,不正义是愚昧和恶”(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36页)这个简单结论开始,把一个他构想的理想国度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中,柏拉图把它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即:普通市民(农民和工匠)、辅助者(军人)和护卫者或统治者。
   也许是为了避免这些公民之间彼此因为自己的不同地位而互相争执,柏拉图建议编一个故事告诉人们说,每一个人的不同身份是由上天铸定的,因为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 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 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 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这样,每个人在他一出生时,就由上天铸定了他的身价和地位。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可争执的,都应该按照自己分别属于那一种金属铸成的来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彼此不能僭越。并且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即自己身上的金属成分,做好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要去多管闲事,更不要一身兼几职,“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54页)。
   整个城邦就实现了正义。这也是他关于正义的定义。
   同时,正义与智慧、节制、勇敢这四种美德,也是一个完善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
   虽然每一个人的身份已由他出生之时确定下来,但是,柏拉图又说:由于他们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这就给地位卑下的人一个希望,他们也可能生出金子来;同样也给出生高贵的人一个警告,他们稍不注意,也会生出废铜烂铁来。仅此而已。因为人们的地位已在出身时就已一锤定音,他们除了在后代身上有所希望或有所担忧外,自身已不能再有所改变。这就与我国孔、墨二位大家的劝学思想难以相投了。
   与墨子尚贤的思想相近似,柏拉图推崇智慧这一美德,认为只有让大智大慧的人来管理国家,使有知识的哲学家来统治无知识者,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按照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国家。关于节制这一美德,柏拉图和墨子都同样主张,不管是国家或个人,欲求是为生存产生的,不能去追求那些超过生存需要的,不必要的排场和奢侈——尽管他们各自对节制的引申略为不同。在墨子的《所染》和柏拉图关于勇敢这一美德的染色的比喻,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两位先哲远隔千万里之外,却能会如此的心灵相通。
   也与墨子尚同的思想近似,柏拉图也主张在他的理想国中必须上下团结同一,以实现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而不只是实现哪一个特殊阶级的幸福。全体公民应彼此协调和谐,团结成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为此,城邦中已经具备了那种知识高度的人,就应不辞劳苦,下到“洞穴”中去劝以教人,把那些暂时还不认识世界的人们引导出来。
   为了使这个国家不断完善,克服人作为生物的那些弱点,使国家早日壮大强盛起来,柏拉图提出要实行共产、共妻、共子的制度。他规定,理想国中的护卫者们“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人财产”,以免让世俗的金银玷污他们纯洁的心灵。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居住在大家公有的房屋中,由公民定量供给他们粮食。所有的一切,既不使之有余,也不使之不足。钱财对于他们完全是多余的,而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也完全是大家共有的,即“朋友之间不分彼此”。这种不分彼此的共产主义方式,不但在生活必需品上是如此,也包括在家庭生活上,甚至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
   当然这种公有制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的,这个范围并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在国家内部以阶级为界线划分的。
   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惟有的两个强调阶级划分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较早的一个。除了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外,其他的乌托邦社会在构想中即使有明确的分工,对阶级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明确地蔑视贵贱之分。他们的乌托邦中提倡的都是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社会福利不遗漏任何一个国民,其互助友爱之风有如阳光普照那样一览无遗。
   柏拉图既是这种阶级划分的创始人,他的共产主义中就仍然有奴隶、仆役等低贱等级,这些等级完全反过来,有如马克思共产主义中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其人格是完全丧失的。所以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如两极相反的共产主义,一边是奴隶和仆役,另一边却是地主和资本家。
   在柏拉图主义社会中,极力推崇的是护卫者们,有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无产者那样,他们才是国家的一切。其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基于为了发展这部分人口以提高国民素质。
   因为护卫者们既是从全体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优秀男女,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有利于人种的进步,所有优秀的女人就应该归所有优秀的男人所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这些优秀的男女们还应该尽量多地结合在一起,不良男女则要尽少结合。他们生育的子女无一例外的都要在一出生时就从他们身边抱走,每个人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孩子们也不能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孩子中属于优良者的下一代,就要把他们带到托儿所去,由保姆们在城中的另一处抚养,对之施以良好的教育;最坏者的下一代或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则要将之秘密处理,不予养育。
   如果一个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难以医治的话,他就应该早日抛弃一切麻烦,不应在痛苦中挣扎。同时这种人也“不值得给以医治,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城邦中 公民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有希望的年轻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两个部分,即音乐和体育。当然这里的音乐和体育这两个内容,每一个都具有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宽泛得多的意义。“音乐”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文化和艺术,“体育”也远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体格的运动,它是指与身体和气质有关的那些训练。他强调必须使那些有希望成为护卫者的青年们在绝对可靠的教育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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