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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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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被量化以后

   当幸福被量化以后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说,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很少有人会去深入探讨,这种感觉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搞不清楚这种感觉的依据,那么你的幸福感就不会稳定,也很容易“被幸福”。
   
    说起幸福,不得不提到“不丹模式”。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经济开始有机会得到迅猛发展,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目标的治国模式非常流行。几百年过去以后,人们发现,尽管人类享受的东西多了,但那种幸福的感觉却下降了。在让社会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上个世纪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 1970年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彻底颠覆了过去世界各国的治国理念当中以追求经济为目标的方式,转由考虑以本国百姓的幸福为主要目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以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

    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小国,只有几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才几十万人,但是全国免费医疗、免费上学,森林覆盖率亚洲第一。97%的不丹人说:我很满足!
   
    “不丹模式”当中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宗教国家;第二,这个国家很小。因此,在推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没有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足够重视。但是世界上所有成熟的理论都是来自于不成熟的思想火花,而“不丹模式”已经超越思想火花的境界,在他们的国土上经历了一番实践。至少最令人受到启发的理念是: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的,很多的时候还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反,这些结论在后来各国将幸福指数进一步量化以后得到了印证。
   
    由于最早期的幸福指数概念是建立在抽样数据的基础之上,通俗一点就是说只要问你一句,你是否幸福?就作为统计依据了。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信息是否畅通?这样一来就给人很大的误导。因为抽样调查的结果发现越封闭的国家和地区幸福指数反而更高,那么会让人产生疑问,会不会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幸福的全部定义呢?如果是这样,国家管理就会向封锁信息的方向发展,幸福指数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因此后来人们认识到,“不丹模式”的理念值得推广,但是计算方法和环境条件并没有多少借鉴性。我们国家也要由国家统计局进行幸福指数的统计计算,那么在信息没有自由之前,这个计算是否能够有代表性?
   
    在封闭的环境当中,人们对很多东西的定义是片面的。三十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北韩就是这个样子。就我的亲身经历,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国家机关工作,幸福感非常强,工作三年以后去了趟美国,彻底颠覆了我对幸福的认知。于是我努力考托福去留学,下海赚钱,最终移民到自己认为幸福的环境当中。假如我当年根本就不知道呢?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我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假如我今天才知道,错过了一生当中最黄金的时节,四十多岁想努力又无力的时候会对那些阻止我看到真相的人产生极度的仇恨,这就是中国将来或者说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说句心里话,我没有仇恨,因为该得到的我都得到了,原因是当年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该努力的都努力了,得不到的我不后悔。所以今天我竭力倡导信息自由的重要性,避免将来中国产生一个充满仇恨的环境。在现在互联网时代,封锁一时容易,封锁一部分也容易,但是人的一生有八、九十年,你能封锁得住吗?
   
    那么回到主题,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着手研究幸福的问题。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与当年的抽样调查不同的是充分考虑了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以均衡的概念综合计算幸福指数。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国家具有充分的信息环境基础之上,尽管在信息畅通的环境当中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但是享受信息自由是所有数据计算的基本条件,离开了这个基本条件,肯定会有人“被幸福”。
   
    世界上没有一个指标能够完全反映人类的问题,只能说相对合理。我们很难列举说哪个计算方式更好一些,因为每个国家的特点不一样,除了必须保证信息自由的情况下进行计算以外,我们从各个国家的计算方式可以找出来一些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将是人类发展的主流。
   
    第一,在这些规律里面人们会发现,经济增长确实与幸福指数有正向关系,但是增长过程当中的不均衡又严重影响其中一部分人的幸福。由此说来,没有一个国家再拿GDP作为衡量指标了,因为这里面无法表现均衡性。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律,GDP增长越快,对资源的破坏就越严重,不均衡性就越强,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常识了。
   
    第二,对教育,医疗,居住环境以及环保程度纳入计算范围,并不是以简单的问卷作为依据。其计算方法也不是简单的算术运算过程,里面牵掣到很多的概率统计和线性分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计算方法。绝对不是那种根据某个部门的网上调查,或是局部地区人员的问卷统计。
   
    第三,在所有数据当中,不得不把一个很重要的指数专门提出来。那就是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 efficient),尽管在这里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论述。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个系数有一个0.4的警戒线,超过了这个警戒线将会引起动乱。而我们国家已经超过了,一方面不能说明中国人要比其他国家具有承受力,因为这个数值大部分是衡量自由民主国家的环境,由政府严格控制的环境是被掩盖和压制住的。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其力量会把过去的压制都释放出来,中国的每一次动乱都是这个规律。
   
    第四,所有国家的指数统计单位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的,同时国民处于信息自由状态。否则便没有任何公信力,像国家统计局这样的单位,统计出来的数据也是没说任何说服力的,更何况我们国家还没有充分享受信息的自由。
   
    总之,当幸福被量化以后,国家的管理会更加人性化,这是一个治国的基本理念。其实幸福指数到底是多少,任何计算方法都算不准,但是幸福感的增加和减少人们可以感觉得到,那么你要看是不是与数据的起落相符,以判断这些数据的代表性。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信息尚不畅通的情况下,你对幸福的定义是准确的吗?
   
   
(2010/04/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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