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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文字狱——《刘志丹》案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毛泽东在几次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
   
    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该书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执笔。她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当时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高岗对于陕北土地革命,关系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1959年初,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因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三人)。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 号”简报上注销,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既然《刘志丹》被最高当局定为“反党小说”,支持作者的习仲勋、贾拓夫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毛泽东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动、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国庆节也不能上天安门。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习仲勋早年就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4岁就参加革命,是惟一1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1949年成为第一任西安市长,也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曾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称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
   
    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是反党!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也不会看出其中有高岗,能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把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撤了职,什么工作也不给。
   
    1966年5月,康生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
   
    文革爆发后,陕北的志丹县贴出了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为"叛徒",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毁了,刘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赶到了农村。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
   
    1966年贾拓夫被囚禁,1967年5月7日被整死在郊外,“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成不了反党集团。1968年1月,刘景范、马文瑞(曾经接受过李建彤的采访)和李建彤被抓起来后,又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职,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被关押六年;1968年5月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十年牢。小说的作者李建彤1968年1月被关在一个地下室,1970年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另一位刘志丹当年的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村,每人每月仅得五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相继病饿而死。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
   
    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了五、六个。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习仲勋说:“因此而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中国青年》1979年4月号)。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说作者李建彤在《现代文字狱》中披露:“挨打、关押、逼死的总有上万人”。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特别令人不齿的是,连刘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击对象。当年中共为刘志丹举行公葬仪式时,毛曾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夫人年轻守寡,守了26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
   
    1950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文革前夕,陕西省清查的反党小说《刘志丹》运动中,因柯仲平曾为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提供过素材,受到清查。他未完成的长诗《刘志丹》,也被定为“毒草”。当年延安时期他的老战友,民众剧团的另一位领导者——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柯仲平含恨猝死。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刘志丹》案牵连数万人,许多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多人被折磨而死,残酷程度远超过了清代的文字狱。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 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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