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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存在“人民文革”

刘自立:“人民文革”说驳难


   
    对于一个概念的定义,不是对于另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定义这个概念,而非定义那个概念。
   
    比如说,纳粹,是指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反纳粹,是指不可能涵盖在纳粹这个名词内涵中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行为,思想,思潮,等等。

   
    没有人可以说,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的反纳粹行为,构成了纳粹本身的内涵,虽然,不能排除当时德国内外的反对方,确实是在行动。更不能说,纳粹,是导致盟国行动的最大外延,因为好像有人指称反纳粹,外延了这个内涵这只是指反纳粹的行为,纳粹和反纳粹,形成了20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而不是纳粹形成了这个伟大事件。这其中的冰火两重天,无法苟合。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用纳粹涵盖反对纳粹的历史,而制造一个合理纳粹,或者革命纳粹,或者人民纳粹的说法。
   
    远一点说,反对派和异端,在历史上星星点点,总是会晖耀天际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在总体黑暗的星空上,黑暗是一种光明,是光明的另一种形式或者另一种存在。中世纪反对派中的伽利略,哥白尼等等异端,无法改变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事实。人们无法理解一种说法,说中世纪的异端迫害,是造就以后的思想宽容和以后的思想解放的同一个概念。也无法说明,哥白尼,伽利略时代,就是古希腊的或者古罗马的民主的另一种形式,说,在无数的,被定义为思想迫害和信仰迫害的时代,因其反对派星星点点的出现,就说,这个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一个基本的估计是,这种时代特性的偷换,导致的,是对于某种负面概念,负面历史的蓄意涂抹和歪曲。(虽然,本文并非要像以往否定或者全盘否定中世纪的社会主义教科书一样,为无神论辩护,但是,区分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成就及其黑暗事实,澄清概念,澄清历史,则为必须。)
   
    于是,在做出几乎是常人不言而喻的说明以后,我们定位或者定义文革,应该得出上述类似的判断。
   
    这个判断,是由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这个定义之中。准确地说,所有的背叛和反思,应该纳入“反文革”的一系列案例当中,随着年代的推演,而逐步呈现出他们的主流价值。
   
    也就是说,一般作者所讲的反文革思想行为本身,是文革内涵和外延的断裂和解构如果一定要把反派或者准反派思想行为,包涵进去的话。但是,这个包涵是极为艰涩的,他不如包涵在明确的“反文革”这个范畴之中。
   
    “人民文革”论者,或许,仅仅是或许,有“人民反文革”,这样一层内涵指向。
   
    而历史,也是这样写就的人民,一开始拥护文革,以后,十年左右,开始反文革,如林彪爆炸后出现的怀疑,反思和动摇;1976年的悼周拥邓,但是,这些,都是觉醒的艰难过程,付出了百万人的性命才换来的。
   
    迄今为止,人们开始撇开周邓,拥戴胡赵,但是,文革反思中,乃至1949年以来,党的作用究竟如何,人们同样没有和胡赵联系起来。
   
    反过来说,在人民没有觉醒的时候,毛一呼百诺,得心应手,人民,是跟在他后面跑,跟在他后面叫嚣和杀戮的这些杀戮者,最小的是小学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暴力而这个暴力目的论是毛炮制的,“要武”,“革密不是请客吃饭”都是具备暴力目的的,而非无目的就像希特勒的暴力和斯大林的暴力都是政治暴力而非原始形式的暴力膜拜和暴力仪式。。。。。。
   
    真正的文革危机始于林彪事件,而文革结束,一般而言,结束于共产党有限度,极为有限度批判和否定文革,他们说是“十年浩劫”但是,对于文革元凶的定案判罪和反思则根本没有完成,甚至没有开始。
   
    我们的准确说法是,一,对文革的定位或者定义,是基于文革受众的集合程度和接受程度,换言之,文革的发动者,号令文革发动时的主体症状,是亿万受众的高呼万岁和普遍接受。这个“万岁时代”,成为文革内涵中的主要成份。一方面是人民的拥护文革,一方面是,人民的被欺骗和被利用。被欺骗的人民,之所以被欺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被欺骗的内容所在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他们没有知情文革发动的权利。知情权的被褫夺和被遮蔽,使得文革发动者轻而易举地一呼百诺,万岁遮天。
   
    而这个知情权的被褫夺,可以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那时,非党文化,被消除殆尽。1957年早些时候争取到的,转瞬即逝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被埋葬。十年洗脑,中国,变成世界上愚民数量最大的一个地区。其中细节很多。最重要的细节是,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党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这个现象一直持续至今。
   
    在没有思维手段和思维本身的中国,人们只是在两种政治信号中判别时政,选择对错是非。
   
    一个是毛式信号,一个是刘式信号。而所有的反对派,实在是,基本上只能获得这两种信号。简单而言,中国人“天有二主”,舍此无他。
   
    一些伟大的沉默者,或者继续沉默,或者被打死,只是他们没有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而不公开的反对派,基本上不对社会提供公共信息,不构成公共场域。
   
    而毛刘两方的较逐,对于1966年之中国的意义,极为诡谲。
   
    套用一句邱吉尔的话,他说,民主不好,专制更坏至少在六十年代,刘的政策不算好,但是毛,则更加糟糕(因为没有任何可能,在那个时代言及普世价值。)简单说,毛刘较逐,在常识的意义上说,毛比刘要倒退。而刘的非毛化,则是万分有限的。
   
    当毛一意孤行,要发动文革的时候,刘,是在做进,退两种打算:进。是抓住毛给他的暂时可以动用和行事的权利,来争取主动;二,退。如偌不然,就依附于毛,亦步亦趋刘邓“资反路线”,之所以衔接到8。18,毛号召杀戮“要武”,其中有这两层意思毛主张杀戮,刘也主张。于是,我们说,文革反对派,是在刘,毛之间滑动的,其依附,是两种“正统”,而非类似1957年的非正统。个中原因,极为简单。因为,57年的右派我不是说那些“第二种忠诚者”其政治思想资源,来源,不是毛,更不是刘,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这个思想到了1966年,基本上,只是外星球的语言了。中国人操持的语言,再无三权分立,制度治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之类。
   
    基于这个大背景,文革中“人民文革”也好,“两个文革”也好,“异端思潮”也好,这样的推导,都是抹煞一个基本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思想愚昧,是毛发动文革的基本成因;而这个愚昧,则为毛直接造就。
   
    也许,我们没有卡莱尔或者贡古尔描述革命的笔法。但是,这个描述,也许不需要文学手笔,只需要某种清醒的良知我是指后来的某种描述。
   
    这个描述是,中国上上下下成为一个疯人院。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阿伦特语)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残暴场面。人们或者拥护毛,或者拥护刘,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争执甚至武斗,都跳不出毛刘两个天下。
   
    一些遇罗克一样的先知先觉,况且要搬用毛式语言,而藏其利器,何况庸常之辈。如中国社会是种姓歧视,但是,也是要“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等等(惟有林昭除外。她是圣女,其思想精神资源,来自神,来自圣经,自然不关乎毛刘。。。。。。)。
   
    此外,第二种忠诚的演化,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觉悟,至今,也没有如:党内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苏联人1956年就这样提到过),科教兴国(“科学科技异化论”又被忘记了。同样是阿伦特持有此论。)等等。
   
    那种百万之众云集在天安门,听从毛胡说八道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把毛的徽章别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挥舞一本书,烧掉中国所有典籍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杀人,劫货,监禁,侮辱,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吗!这个革命是毛发动的,而其载体是人民。毛说,他就是人民这个衔接,都在“万岁”之后而人们想起罗伯斯庇尔也这样说过“我就是人民”。
   
    。。。。。。一个反证,也是强而有力的迄今,人们,许多中国人,不是还在怀念文革吗?
   
    他们说毛要试验,要试错,要“证伪”,他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伟大。
    他们说,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刘是官僚。
    他们说,革命都是要杀人的,所以,无辜者被屠杀就是革命。
    他们说,经济是增长的,GDP增长百分之7。
    他们最后说,毛刘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
   
    “人民文革”者论,和上述拥护文革者,只差半步之遥。其中还派生某种连带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人民”的旗号下,遮蔽文革实在是一种毛式游戏,愚弄和侮辱了愚昧和疯狂的国人,这个基本事实。所以说,“人民文革”,其实也就是人民文革,他就是毛文革,或者说,在五十天,一度是刘式文革新反右而新反右,也是镇压和杀戮只是,不是反文革,那是以后的觉悟和觉醒了。
   
    正像有人指出的,文革是“国耻”。是耻辱,是死亡,是中国的大面积杀戮和迫害而且可悲荒诞的是,他不是杀戮敌人,而是杀戮假想敌,杀戮缴械者和已经被剥夺者,杀戮无辜!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革。
    这个常识性的说法,没有错!
   
    二,“人民文革”的主张者,最大的证据是,人民,籍此反对官僚和体制。
   
    其次是,在反对官僚的同时产生异端思潮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思“潮”是否形成了潮流,他影响了多少受众。
   
    再次是,“人民文革”启动了民主自由的进程但是,文革是不是进行了十年,他的高潮是不是贯穿了毛的造反,毛的回到体制内,对文革后期影响如何。异端者究竟是进入了文革思维的怪圈之外,汲取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还是仍旧关闭在文革这个囚笼里思考问题答案极其明确。
   
    答案是,他们是摆脱了文革,甚至摆脱了“人民”,才走上追逐普世价值之路。如果按照“人民文革”论者的逻辑,这些人物还是游历在文革,人民之大前提下,请问,这些多少是先驱的人们会同意他们的判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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