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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祭耀邦】

2010年4月15日是耀邦离开我们21周年日,他是中共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领袖之一。有的人活着,已被人忘却,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他是在牡丹花开的时节仙逝的,谨以此花和修订去年此日发表的本文祭耀邦。
   俞梅荪:“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祭耀邦】

   
   “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
   俞梅荪

   胡耀邦为官清廉、勤政为民,为世人称道。我曾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亲历他的批评指教,难以忘怀。1985年8月,由我执笔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报送中央政治局,被总书记胡耀邦否定。他指出:“立法太多,条文繁琐,人们记不住,则会无所适从,走向反面。”我不服气地认为,立法就是应该大量且详细具体,耀邦在这方面是外行。没想到,时隔9年,我因工作疏忽遭人陷害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而无法申辩,被司法人员“依法”任意宰割,方使我猛醒于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高瞻远瞩。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总书记
   在山区
   俞梅荪:“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祭耀邦】

   在中南海
   俞梅荪:“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祭耀邦】

   
   批评规划草案中的立法量多文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开始从“人治” 转向“法治”,要依法治国,必须抓紧立法,尽快构建我国的法律体系。
   
   1982年初,由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起草的《经济立法五年规划》列入急需制定的法律法规145项,报经中央政治局审批。总书记胡耀邦批示:“总的感觉是:1,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2,法,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随后的五年,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发布实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界提出了更多的立法要求。
   
   1985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中央各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二百余人到会,会议要求加快立法。当时,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受命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列入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200项,发给与会者征求意见,反馈的立法要求达450项,仅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鎔基及其国家经委法规局提出31项。
   
   我归纳出三百余项,拟就《立法规划草案(送审稿)》,报送中央政治局。8月2日赵紫阳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张劲夫、宋平、乔石、胡启立、田纪云等均批示或圈阅同意;邓小平和胡乔木分别由秘书打来电话,表示赞同。领导们对立法工作的支持,使我激动不已,干劲倍增,但却迟迟未见胡总书记批复,心里很不踏实。半月后,胡耀邦办公室通知我们去开会。
   
   这是胡耀邦出访归来的一次吹风会。会议结束时,他高声问道,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人来了没有?接着,他厉声责问:“你们的立法规划要立三百个法吗?一个法要三、四千字,三百个法就是百万字呀,人们记都记不过来,这怎么得了啊!你回去就说,我不同意啊!”其态度之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夜以继日整理的规划草案,被总书记否定,着实把我吓懵了,紧张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
   
   建国30年来,我国在立法方面基本上是空白,要做到有法可依,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建立起完备的法规体系,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维护社会秩序;各项规定详细具体,只需专业人士及司法人员了解掌握。如果发生法律问题,公民或法人只需找律师和法官依法处理;发生刑事案件,只需找警察秉公执法即可,这是法律界的主流观念。囿于当年的认识水平,我不服气地与同事们议论道:“耀邦对立法真是外行,冒了个大傻气,惹出大笑话了。”
   
   在立法规划的拟定中,各地方政府报来立法建议300多项,加上原来的共达800项,我重新整理出300项,分解成3个阶段性年度计划。由于立法是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具体工作,后来的规划草案不再报送胡总书记了。之后的五年,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其中包括由国家保密局长沈鸿英、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公安部长王芳分别要求制定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警察法》等等,从而为我国法治建设打下基础(见《1988年法律年鉴》)。
   
   致力法治宣传却被以“法”宰割
   
   1988年起,我担任顾明(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的秘书,常有国内主流媒体记者来访,咨询立法和如何搞好法治宣传,要我提供宏观信息和指导性意见。1994年1月31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人员找我了解与上海《文汇报》的关系,我如实介绍:在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为宣传新的方针政策而专程来北京,要求看《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都有此件,并已跟踪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我把此文件给他们看,使其及时根据要发展市场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三个新政策,发表社评文章和相关报道数十篇,社会反映很好,得到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称赞;该报成为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扬人民日报、新华社、文汇报的三个新闻单位之一。十四大之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联合发文指出:“在邓小平南巡,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各新闻单位要汲取‘六四’舆论失控的教训,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新闻单位的指导。”不久之后,发生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河北衡水农业银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等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大案件,我提请该报社在上海浦东的开发热中,务必搞好法治宣传,又先后三次给予指导的详情。
   
   之后,我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羁押在南郊大红门南路47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这里十分隐秘且固若金汤,原本专为关押外国间谍而新建的号称“国际监狱”,结果间谍并未抓进来一个,在押的均为我等似是而非的涉嫌泄密之罪的机关人员。经多次审讯,最后一次只由一个国家安全局警察(没有专职记录员)突然问道:“你给文汇报人看的是《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我连连疑惑地问:“嗯?”当他给我看了一页《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时,我说不是此件,并解释道:“同样是绝密文件,《送审稿》是上报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稿》是中央讨论的,我的领导都没有资格见到这两个文件;我们只能看到《征求意见稿》,是征求各部门和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我在审讯笔录上签字时发现,我问的几个:“嗯?”字,竟都被写成“嗯!”字。疑问词成了肯定词。我拒绝签名。他翻到最后一页,让我看到我所说的“不是”字样,执意要我在每一页签上名。
   
   接着,检察官和法官分别来审讯,我按其要求而赶写的案情材料,交由看守所狱警转交,随后均被告知已经按时送达无误,但事后却发现都被其私下扣押并遗弃了。
   
   1994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65岁的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冒着酷暑多方奔走取证,汗流浃背地出庭辩护说:“我看到俞梅荪在这里受审感到非常痛心,他在中南海工作十年,是有名的‘工作狂’,很有成果,习仲勋副委员长曾给予高度评价,他为法治建设做出不少贡献。他的行为并不具备犯罪所必须同时构成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他为支持《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动机是好的;《文汇报》的十四大报道受到有关部门奖励,社会效果是好的;支持党报搞好宣传是他的本职工作,与《文汇报》之间属于正常的公务交往。俞梅荪因工作疏忽,文件被其偷印,但是他并没有犯罪,所谓的证人证言根本站不住脚……”
   
   仗义不平的法学家江平教授
   俞梅荪:“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祭耀邦】

   
   北京市检察院分院公诉人当庭采纳辩护意见,撤销对其中主要罪名的追究。审判长说:“江平辩护得多好啊,给大家上了一课。你(笔者)没事了。”书记员说,因为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过两天再把《庭审笔录》整理后送来给我审阅签名。十天后,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来《庭审笔录》,把我在庭上陈述的不少关键之处的记录被歪曲颠倒了,尤其是没有把公诉人采纳的辩护意见记录在案,对律师的辩护只简单记录几句且出入很大,又不让我修改,我拒绝签名。那人另外找来一张纸,把我指出的十几个谬误之处分别记下来,答应回去由书记员更正,又软硬兼施,非要我先签上名不可,这些都是违规之举。
   
   半月后,书记员送来《判决书》,律师的辩护词被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而判刑三年。我责问《判决书》上的《讨论稿》等证据和所谓证人证言的谬误和颠倒是非;《庭审笔录》是否已经更正?书记员喝斥道:“我是来向你宣判的,不是来与你理论《庭审笔录》的。”四个狱警围上来,不许我说话。
   
   原本是文汇报人偷印文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涉入调查,作案人推诿责任,栽赃陷害我,而未受追究,却成为指控我有罪的证人。我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上诉,江平律师继续作无罪辩护。我要求与文汇报诬陷我,我却不认识的所谓证人(作案人)当面对质,被审判长喝斥道:“人家是党员老同志,是好人;你是坏人,他不会冤枉你。”之后,驳回上诉。
   
   身陷囹圄痛感耀邦深意
   
   我是搞经济法的,疏于对刑事法的关注,我一向认为司法人员都是秉公执法的,对其坦诚相待,毫不防范;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有求必应,直至发现他们颠倒黑白,公然造假,肆意体罚,并把我踢伤,才使我看清他们是如何执法违法的真面目。当我需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来申辩,却被警方严禁看任何法律和书刊,不给纸笔,而束手无策,任由其“有罪推定”,“依法”宰割。每经过一个司法程序,不仅没有纠错,反而又被办案人员弄虚作假,将错就错,枉法加害,草率结案而加重案情,我被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冤狱三年。担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一要职的唯一法学家江平教授为我辩护而受辱,面对司法人员故意制造冤案而无能为力。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的瞬间,耀邦的严厉批评,尤如惊雷在耳边震响!
   
   此案应了耀邦的批示:“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如若按照他的法治观念,可以减少多少冤假错案啊!在昏天黑地的铁窗里,我终于用血和泪与耀邦对上了话,用骨头记住了刑事法。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强调:“法之善者,仍在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法是要人去执行的,司法人员既能成为天使,更能成为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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