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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维权与民运》评点

   

徐水良


   

2010-4-17


   

   
   [原文]“六四”后这20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始终坚持不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又出现了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那么,维权和民运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有哪些相同之处哪些不同之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探讨。
   
   [评点]我根本没有想到,胡平兄搞了几十年民运,也就是搞了几十年争取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制度的政治维权运动,而且被一些不懂理论的人们称为民运首席理论家,竟然连民运和维权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简单常识也搞不清楚,这真是咄咄怪事。民运和维权之间什么关系?就是总体与关键部分的关系,民运是维权的一部分,但因为民运在公共政治领域维权,而公共政治领域,就是牵涉到一切私人领域的部分,所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草虾根据胡平本文总结,完全颠倒两者之间的关系,说民运和维权的关系,是头脑和头发的关系。我批驳说,恰恰相反,民运和维权,是头脑和身体的关系。头发可以剃掉,不影响头脑。民运却不能离开维权,因为头脑不能离开身体。头脑是身体的一部分,靠身体来支持,又牵涉和统帅全身。当然,这仅仅是是打个比喻,但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们与胡平草虾之间,对于民运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根本指导思想。不过,我们说的民运,不是指特务线人占大多数,实际上已经背叛广义民主事业的狭义民运圈,而是真正的从事民主运动的民运。
   
   [原文]应该说,维权和民运有很多共同之处。有不少事情,既是维权,也是民运。当然,维权和民运也有区别。通常认为,维权与民运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维权都是在现行法律下现行体制内的;第二、维权是非政治性的。对于这两点,有必要略加说明。因为有一些民运,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按理说也是在现行法律下现行体制内的,因为现行法律现行体制在纸面上也承认这些原则;另外严格说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属于基本人权,不是政治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才是政治权利,因此你也可以说这些民运也是非政治性的。其实,上述两点无非是说,维权是和现行的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并无直接冲突。
   
   [评点]虽然很多维权不属于民运。但因为民运是维权的一部分,它整体都属于维权范畴。不是有没有共同之处的问题。“维权和民运有很多共同之处”之类的说法,只是表明胡平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懂。“维权与民运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维权都是在现行法律下现行体制内的;第二、维权是非政治性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后面的一系列说法,混乱透顶。民运当然是政治性的。但政治是公共领域,也要牵涉和管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因此你也可以说这些民运也是非政治性的”这种说法,纯粹是理论上一窍不通的说法。“维权是和现行的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并无直接冲突”,也同样是完全不懂的说法。并且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民运的政治维权,要求行使民主权利实行民主制度,就是要根本改变“现行的中共一党专制制度”,与“现行的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存在直接的冲突。
   
   [原文]依我之见,维权和民运的主要区别是,维权是要求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民运是要求实现某一普遍原则。实际上,很多维权运动维护的,或者说争取的,不是权利,而是利益。用一位中共官员的话说,这些活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评点]“维权和民运的主要区别是,维权是要求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这种说法。又是一个完全不懂的说法,并不正确。民运和维权,都有抽象问题和具体问题。民运有时的要求也非常具体,例如要求确认某个政治人物的当选,要求确认某次选举的合法还是非法,要求释放某个政治人物,等等。而维权,有时也会牵涉到是要求实现某一普遍原则。例如要求修改某些普遍的制度,如医疗福利制度,以及侵犯某些权利的法律等等。当然,因为政治是公共领域,它牵涉普遍原则要多一些。
   
   [评点续一]“很多维权运动维护的,或者说争取的,不是权利,而是利益。”这是胡平特有的说法。“权利”两个字,本身就有一个“利”字,本身就包含利益。所谓“利”,就是利益。胡平兄连汉语也没学好。
   
   [评点续二]说维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完全不对。现在很多维权,实际上是与中共权贵集团及黑社会集团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举个例子,人被杀了,被强奸了,家属要讨公道,要求惩处,还死者或受害者一个公道,这哪里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哪里是“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原文]那么,我们又为什么把它叫做维权呢?因为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当事人应得的利益,是当事人有权利得到的利益。这就和权利有关了。更重要的是,维权活动采取了自力救济的形式。维权人士运用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基本权利,公开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这就和权利的关系更紧密了。在这里,形式重于内容。
   
   [原文续]以信访为例。如果你只是把一封申诉信贴上邮票放进邮筒,或者是获准进入信访办公室和接待人员谈谈话,这恐怕还算不上维权活动。但是,当他们在大街上贴出大字报,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或者是打出标语横幅,把自己的冤情或诉求写在衣服上让过路人都能看见,喊口号,乃至汇集成一定规模,聚集在政府大楼门前或其它公共场所,引起路人或媒体的关注,形同集会示威,这就有了维权的性质,这种性质的活动我们就叫做维权。
   
   [评点]“进入信访办公室和接待人员谈谈话,这恐怕还算不上维权活动。”不对,胡平的划分莫名其妙,没有根据。现在的上访者,是最大的维权群体之一,有的上访几十年了,怎么不算维权?
   
   [原文]在今日中国,参加民运的人要比参加维权活动的少得多。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民运争取的是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是对一党专制的直接挑战,所以参加民运的政治风险比较大,谁参加谁就有风险,谁不参加谁就没有这种风险;同时,也正因为自由民主是对一党专制的直接挑战,因此当局决不会轻易让步,所以民运在当下就取得某种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就使得一般人望而却步。又由于自由民主是普遍原则,并非民运人士的特殊利益,自由民主一旦实现,人人都有份,没参加过民运的人也有份,所以很多人就会对民运采取“搭便车”的态度,自己不肯冒风险花力气,只等着坐享其成,或者是等到形势明朗,民运胜利在望的时候才参加进去。
   
   [评点]维权总人数,当然比某一类维权的人数多。不是风险大小的问题。把维权人士老百姓说的那么胆怯,非常错误,完全表现了“首席理论家”对维权人士的诬蔑和对自己没有道理的高傲。事实上,事情恰恰相反,当本人一再预言和劝告,告诫你们的“白衣行动”,必然失败,你胡平一点不听,坚持要大张旗鼓地搞胆怯的没有风险的民运“白衣行动”,但结果,你们没有风险的“白衣行动”,几乎没有人参加,搞得冷冷清清,完全失败,败得非常惨,败得非常难看。但是,与“白衣行动”同时开始,没有你们花瓶“民运”参加的为邓玉娇的维权运动,铺天盖地揭露和反对共产党,比你们的“白衣行动”风险大得无法比拟,却搞得轰轰烈烈,铺天盖地。这么大的教训,你胡平却没有吸取一点点教育意义,迄今毫无长进。
   
   [原文]维权活动则不同。因为在维权活动中,你争的只是自己的具体利益,并不直接挑战现行一党专制,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比较小;也正因为你争的只是具体的利益,并不直接挑战一党专制,所以当局也确实有可能做出某种让步,从而使得你的利益得到某种满足。再说,参加维权活动的人基本上都是由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你吃了亏,如果你不闹不争,你的亏就吃定了;如果你起来闹一闹争一争,说不定还可以赢回来一些。干嘛不闹一闹争一争呢?
   
   [评点]以下部分没有多大意义,为简化起见,不评点了。
   
   然而问题在于,假如说许多维权活动都只是争取具体利益,是可以用人民币就解决的矛盾,是一党专制之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共当局为什么不在维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予以认真对待,尽量解决呢?譬如拆迁户的维权,都是由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所致。为什么地方政府不肯给人家合理补偿呢?按说,给合理补偿也不会威胁到一党专制嘛。
   
   这就是腐败的问题了。今天的中共,不但是高度专制的,而且也是高度腐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贪婪无度,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无耻地侵夺老百姓的利益。在受损害的民众一方,如果你只是遵循体制给你限定的方式,例如写信申诉、上访,他们理都不理。这就迫使民众采取公开抗争,并尽可能地采取集体行动。地方政府则照例以“维稳”的名义进行打压。但是这种打压也有很多困难,因为师出无名,法不治众。再说,打压总是不光彩的,一旦被媒体曝光,总是会影响政府形象的。上级也可能怪罪,至少会影响升迁,弄不好还会被免职被撤职。所以,有时候政府会作出一定的让步。但是在政府方面,他们又决不会真正地满足民众的合理要求,因为他们深知此类侵权事件到处都有,唯恐引发连锁反应。正象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如今中共的高度专制是要靠着高度腐败来维持的。因此,即使在政府不得不对民众作出一定让步的时候,政府也必定是剿抚并举,胡罗卜加大棒,一方面给受害者一定的补偿,一方面对所谓带头“闹事”者予以惩办,以遏制维权运动的进一步蔓延,并维护权势者的非法利益。
   
   在这种官民之间的反复较量中,维权活动越来越从自发走向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维权活动已经和民运越来越接近,它们共同构成了推动政治改革的伟大力量。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2

此文于2010年04月1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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