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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历史非钦定 自有实践验伪真

从来历史非钦定 自有实践验伪真——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作者:高勇
   文章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0-4-15 12:53:19

   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逝世,到今年整整二十周年了。(共识网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专题)
   
   胡耀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岀:“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岀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复岀,并在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等举荐和支持下,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逐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拨乱反正、中兴伟业?叶剑英元帅派儿子给胡耀邦传话,请他提岀意见。胡耀邦向叶帅建议:“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呢?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帅对胡耀邦这三条顺应人心、重整山河的方针十分赞赏,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也逐渐接受。此后,胡耀邦复岀,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继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再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最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当时,由于“文革”折腾十年之久,全国一片萧条,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冤假错案遍布国中。事实教育了大家,痛定思痛,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彻底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来个彻底变革,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四化,奔小康。历史把胡耀邦推上了重要领导岗位,他不负众望,“十年蒙尘存浩气,一朝破壁展雄风”(河北诗人王承俊诗句)。胡耀邦一复岀就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组织力量,开山搭桥,以他的胆识和智慧,以中央党校为阵地,组织和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促使人们的思想来了个大解放。同时,他又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和决心,以中央组织部为本营,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据统计,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涉及受牵连的人约一亿。“荒唐岁月糊涂案,都在胡公笔底昭”(江西诗人孙樵诗句)。这就是把被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放了我们民族中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大批优秀儿女,使他们摆脱了精神枷锁,获得了新生,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改革开放扫清了两大障碍,因此,才会有农村改革的起步和以后的城市改革,以至今天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做岀了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的一线总指挥,是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领导者。这已经是历史事实,是磨灭不了的。
   
   但是,历史发生了曲折。胡耀邦于1987年1月突然遭遇了“生活会之变”,从中央总书记任上“辞职”了。“辞职”后,他给自己规定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个字: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他心口如一,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尊重领导,遵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开始一段时间,翻阅自己的报告、讲话,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几百万字看完后,结论是:并无错误,问心无愧。后来则是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即使到外地走走,也只是了解点民情民意,只看不说。1988年11月13日他去湖南张家界游览,一路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游客认出了他,济济于道,不断跟他争相握手、拍照,许多游人一直追随,不肯离去,更有许多人向他鼓掌致敬,甚至高声问候:“总书记好!”“胡书记好!”他则一再摆手制止,说:“不要叫我总书记,还是叫我耀邦同志好”。
   
   那天去张家界游览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一个“辞职”的总书记,下来后还得到广大群众如此的热烈欢迎,这事要是传到北京,难免招来某些人的不悦,这可是官场的大忌啊!从张家界回到长沙后,他就很少露面了,每天上午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或者邀湖南的老同志聊聊往事,或者跟一帮年轻朋友打打桥牌。
   
   辞职后的郁闷生活,长期侵蚀着他的肌体健康,病魔终于把这个始终保持着青年朝气的人击倒了,1989年4月8日在参加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4月15日溘然长逝。
   
   关于胡耀邦的“辞职”很多人都还记得,1987年1月16日晚上七时,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公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致同意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
   
   《公报》还说,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二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七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
   
   据说,会议开始时,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他事都不谈”。
   
   邓还说:“到会的顾委同志可以举手”。(意即也有一票,可以参与表决)。
   
   大家知道,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里只是说“可以列席”,“也可以列席”(只限中顾委常委)。
   
   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第一点,关于一九八O年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第二点,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第三点,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第四点,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
   
   这四点意见中,都对胡耀邦有所批评。最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冒出一句:“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
   
   据说,陈云讲话时,邓小平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后,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公报》发表后,1987年1月19日,中央发出一个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薄一波同志关于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议情况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摘要)>的通知》。
   
   《报告》列了七个问题,第七个问题是摘录胡耀邦的检讨,前六个问题是列举胡耀邦六个方面的错误,即:(一)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在统一思想方面。(三)在经济工作方面。(四)在政法工作方面。(五)在外交工作方面。(六)不守纪律。
   
   由薄一波主持召开的这次“生活会”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的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决定召开这次“生活会”的缘由,还得追溯到头一年(1986年)12月兴起的学潮。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上海、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对学校管理和有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高呼“要民主”等一类口号。12月中旬,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潮情况。他指出,有些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学生中间是极少数,不会出现什么大动乱,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乱了我们的方寸。他说:对他们的上街要分析一下。我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好几年,但城市改革才两年,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还不明确,工作还跟不上中央的思想,还是因袭过去的老一套。这就引起了一部分青年,首先是某些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意,说你们不愿意改革;二是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认为你那个改革不行,这样的改革不过瘾,要改就要改到西方的道路上去,人家资本主义的那套好。可是你问他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有哪 些不可克服的弊端,他又不清楚。他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可是什么是自由和民主,怎样发展自由和民主,他们也不清楚,似懂非懂。究其原因,一是听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而加以轻信;二是他们缺少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既不了解西方社会,也不真正了解中国,容易受一些人煽动挑唆;此外,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中的缺点,平时对青年教育不够,有些学校的工作存在着缺点,领导甚至有官僚主义的错误。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并讲话,要求各地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学生闹事问题。他对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估计、原因分析和处置方针,得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大多数人的赞同,认为切合实际,应当坚持疏导方针。经过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以及有关省市的积极疏导,耐心工作,各地学生已经回效复课,学潮渐趋平息。
   
   就在这同一天,(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薄一波等七人到邓小平家反映学潮的严重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意见,当即决定让秘书通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于12月30日到他家谈话。邓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邓还说:“上海的群众讲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是指责胡耀邦。
   
   邓12月30日谈话,对胡耀邦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胡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对付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但想到邓的权势那么高,党内斗争的积弊又那么深,即使要求讨论,自己去会上申辩,也只能遭到围攻,于事无补。乃决心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顾全大局,辞职下台,保护干部,平息一切。于是1987年1月2日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致信邓小平,毅然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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