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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满学是以满族人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当代满族应该是满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往从事满学研究的学者多注重清代满族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但对当代满族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虽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相继问世,但多数局限于依据对较小范围调查材料做出的研究,相对于人口众多、分布面广的满族整体而言,难以形成具有普遍和宏观价值研究成果。本文综合新近接触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对此问题略述拙见。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一、当代满族是本民族文化的现实载体
   
     从研究客体的角度讲,满学应是研究满族人文化的学科,当代满族人自然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尽管从上世纪中期以来,社会上以至学术界,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满族“汉化”的看法和观点,大抵认为,当代满族人与汉族为主的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语言及居住、服饰、信仰等生活习俗都与汉族无明显差异,所以已经失去其民族特点。但如果通过更加广泛、深入地调查,仍然可以从许多方面发现满族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
   
     民族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质。当代满族人虽然在表面形象和一般场合很难与汉族人区分,但民族情感和心理状态方面在特定的情况下仍然会表现出显著不同。我们不仅可以从互联网上“吉祥满族”等有关满族文化的网站中获得这种体会,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有类似的感觉。本文作者曾长期参与当代满族联谊活动和关于满族文化方面的社会咨询,近二十年来在接触众多各阶层满族人士的过程中,很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在民族情感方面的特征。
   譬如,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东北满族民间称“老罕王”、关内满族民间称“老太汗”,大多数满族人都将其视为给本民族——包括作为民族成员的自身,带来荣耀的英雄人物,加以崇敬和赞颂。再如提及清代的八旗组织,大多数满族人也都为自己是历史上曾经以能骑善射、无往不胜著称的八旗后裔感到自豪,他们说起自己是满族人的时候,都会报出先世隶属于八旗某一旗,一些因缺乏家谱文献而收集家族历史资料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大都是本家族在清代的旗分和姓氏,因为这是确定他们族属最重要的依据。在类似的情况下反映出的心理状态,无论哪一个社会阶层的满族人,都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这方面的另一类例证,较多地表现在当代满族文学艺术工作者身上,如许多满族作家、诗人、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等等,都以本民族历史和现实做为创作的主要题材,诸如满族的肇兴历史、著名人物、发祥圣地长白山、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等,都是他们创作中经常涉及的主要内容。在《满族文学》、《满族诗人诗选》以及一些满族书画作品集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的例证。此外如作家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落旧之战》:画家孙恩同的《长白山》系列国画;舞蹈家庞志阳、赵荣文的《珍珠湖》、《都音·福勒昆》、马熙运、金宝森的满文书法等等,都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这些以本民族题材为内容进行创作的满族文艺家,并非完全似老舍先生创作《正红旗下》那样,是在写自己有着丰厚生活积累的熟悉内容,而是更多地依托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去了解、研究、体验能够反映本民族文化的题材,从而创作出相应的作品,满足他们成为他们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客观写照。
   
     与此相关的还有当代满族人学习满语文的现象。其大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二十多年来北京和东北三省都不只一次地举办过面向社会的满语文培训班,其中很多还是由当地的满族联谊组织发起,现在的一些满族文化网站也都开辟有满语文学习的栏目。此类学习的参加者自然以满族人为多,虽然年轻人占其中大部,但也不乏已离、退休的满族老人。他们当中鲜有以研究满族文化和清史为职业的专业人员,而且即使以优异成绩卒业,也不会为自己的择业或增加经济收入带来优势条件,基本上都是出于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需求,将学习满语文当作完善自己满族民族成员身份的必要条件,抱有对自己进行本民族传统语文“扫盲”的愿望,自发地付费参加学习。尽管参加此种学习的人相对满族众多的人口而言仍是很小的部分,但与他们具有同样想法,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者,在满族人中却占有不小的比例。所以,这种现象也可以为评价当代满族人的民族意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当代满族也并非完全失去其本民族的传统,这在东北、河北、北京地区满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或山区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这些地区的满族人数在本民族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要远大于城市人口。如辽宁省,满族人口总数约五百万人,其中城市固定人口约为1/4—1/5,其他三百万以上的满族人都居住在农村乡镇。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等地满族城乡人口的比例或大致如此,或乡镇人口的比例还要大一些。由于满族在上述省份中基本上是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布,而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如辽宁、河北、吉林的十几个满族自治县和数量更多的满族乡镇),许多生活习俗仍然是以满族的特点为主,或者说是满、汉融合的样式,——既有满族的“汉化”,也有汉族的“满化”,很难说满族的传统风俗至今已荡然无存。整个东北其实就是一个满族化得社会。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例如,东北农村婚俗中的“坐帐”,尽管现在的形式各有相同,但明显是源自满族传统;辽东和吉林一些地区农村喜食的“粘豆包”“豆面卷子”“汤子”等食品,以及基本饮食习惯和礼节,都源于满族食俗;新宾等地清明节扫墓时,广泛地流行着“插佛朵”的形式,也是很典型的满族祭俗;在东北很多地区的农村民居,至今仍普遍流行着满语称为“呼兰”和落地式烟囱。并在房前或房侧建造苞米仓子(满语称“哈什”),等等,这些习俗都并非一村一户的特例,已经成为当地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随着历史进程加入新时代特色的满族原生态文化,不仅成千上万的满族人在依俗而行,而且生活在满族文化区域内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也很自然地接受,但如果认真研究其起源和流传脉络,仍可以辨识出其固有的民族属性。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简单论述可知,当代社会中满族的民族特征并非已经“消亡”,只要其研究者和观察者能选取合适角度,并熟悉满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就可以从他们平时的生活中发现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使满学研究取得更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成果。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二、满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回归,辽宁等地满族自治县的陆续建立,清史、满学研究的蓬勃开展、民族旅游文化活动的升温,都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这一过程的深化和拓展。于是,在一些满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一些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的新的满族特色文化现象,并发展为新的民族风俗。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最有代表性的是“颁金节”。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些满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陆续建立本民族群众性联谊组织。如沈阳、大连、辽阳、抚顺、丹东、承德、广州、兰州、成都、荆州等城市,都成立了满族联谊会一类的组织,还有很多城市也在着手筹建。这类组织,是在当地民族事务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下,以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为主旨开展各项活动,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日(或前后),举行“满族共同体命名”的纪念活动,因为在清入关前天聪九年(1935)的这一天,清太宗皇太极在沈阳传谕,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在这项纪念活动成为各地满族组织(包括各满族自治县政府)的共同行为时,一些地方的满族人士提出应将此日设定为满族的节日,并以“诞生”的满语词干音译“颁金”来命名。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从80年代末开始,沈阳等地的满族联谊会便正式开始使用“颁金节”这一名称,并得到全国满族广泛认同和各级民族行政管理部门允许,中央、地方的一些新闻媒体在有关报道中也相继使用这一名称,于是“颁金节”做为一个新的民族节日载入当代中国满族史册。近十几年来,国内许多城市都在农历十月十三日前后举行有组织的活动,并有政府有关官员应邀出席,除联欢庆祝集会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正在成为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满族节日。
   
     其实,“颁金节”并非满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民族习俗。我们在清代文献中,找不到有关官方或满族民间在“命名日”举行礼仪活动的相关记述,说明这本是满族历史中并不存在的“节日”,而在当代由于以热心本民族事业成员的推动,得到大多数族胞及各地满族组织的认同,并取得了官方同意和其他民族的认可,这对于现代以来没有独有民族节日的满族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创举。
   满洲学研究与当代满族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的例子,是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满族人续修或新修家谱的热潮。由于满族敬祖习俗及八旗户籍制度、继承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定期修纂家谱(族谱),本是满族人传承已久的民间习俗。在清代,大多数满族家族都存有多年递修的族谱。民国以后,由于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许多满族家的修谱活动中断,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期间,相当多的满族人家不仅不能再继续修谱,而且还把珍藏多年的老谱当作“封建迷信”、“四旧”的产物销毁,以至于在1980年前的近20多年中,几乎不再有满族人家重修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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