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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正反两个李元龙有感
·惭愧和荣幸——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申诉,不仅仅为我而写----我的申诉之一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
·辱人者,必自辱
·南辕北辙抓胡佳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硕鼠当春又新年
·我的“蜕化变质”
·党报还如此“讲政治”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清明时节泪纷纷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永不熄灭的烛光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我的申诉之七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党报如此“人咬狗”
·李元龙:我在狱中当“管教”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记者节”随笔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人权日:贵阳警察如此践踏人权——四名维权人士被“软禁”采访录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特殊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吗?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有罪的邓玉娇,为什么获得了“从轻从快”的发落?
·古稀上访"精英",是这样炼成的
·红军的绑票和借条
·给《辉煌六十年》做个减法、除法
·李志美收听“敌台”被枪决事件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抓捕赵达功扑灭不了《零八宪章》的火种
·从新闻报道看警察权的膨胀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啊?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一位麻风病致残者的辛酸劳作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共产党被“枪毙”与如此“口交”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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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来源:议报
    2006年6月22日,我写了封短信,请看守带给我妻子。第二天,信被退回,理由就是四个字:不能发出。信拿回来后,我给同监室的人看。一个原为某局局长的人说:“你把他们的素质看得太高了,他们根本看不懂你这封信。”另一个大毒枭则说:“这封信有哪样名堂?我看不出来。他们把你这个政治犯看得真死,比看我们都看得死。”这封信,我保存下来了,今天,我将此信内容一字不改照抄于此,请天下人看看,中共的警察是如何对付我这个政治犯的:
   
   敏: 昨天是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你满40岁了。
   

   愧疚,无奈……感受很复杂,以后再说。
   
   望多保重,愿平平安安,一切顺利!
   
   望早日将李鹓的高考分数,志愿填报等写信告诉我。如果方便,没有其他特殊考虑,给上点钱,我账上无钱了。
   
   想念你的元龙 2006年6月23日
   
   中共有关法律如何规定,且不管它,就我所知的毕节惯例,开庭之后,就可以会见亲人了。可是,我是一直等到2006年7月17日,即我的判决下来之后的底四天,我才得以会见了一次亲人,并与亲人约好,本月再见一次面。根据此间规定,每月可以会见两次亲人。可是,到了约定的会见亲人那天,亲人们倒是来看守所了,却令我十分不解的只是给我上钱,却没有会见我。直到8月份了,还是不见亲人会见我。会见过一次的,怎么一下子又不许会见了?问看守原因,看守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说什么“有新规定,宣判后若上诉,就不能会见亲人”。可是,那个判了死刑的毒贩子,那个杀死人判无期的,不是也上诉的,也在会见亲人吗?看守这才不耐烦地说:“你的案情特殊。”这说法与我猜测的情况相符,果然就是国安捣鬼。8月8日,我写好一份“关于会见亲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的强烈要求”递交给看守,请他们交给检察院驻所检察官,并要求会见检察官。可是,任我催问,回答都是模糊不清、不得要领的。
   
   2006年8月24日,是我46岁的生日。这一天,虽然没有能够会见亲人,但清早,我得到了妻子送进来的生日礼物,一封短信,几本书和她亲手给我织的一件毛背心。可是这点点好心情,下午给贵州省高级法院那吴惠给毁了。
   
   当天下午四点来钟,40来岁的吴和另一个年轻女性来到看守所,对我案子进行二审“书面审理”。也就是说,我巴望在二审开庭审理的时候“大放厥词”的想法,没有可能了。毕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太荒唐了,我的天真,或曰傻气愿望是:不管怎么说,高级法院的法官,起码,业务水平应该也名实相副地“高级”。可是,我错了,大错特错。吴是个女性,我真的不想把贬义词用到这个年轻的时候应该面貌清秀的女子身上,但是,除了用“毫无良知的泼皮”来形容这个女法官之外,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话语来形容她。
   
   这个自称学习政治学,自称中共党员的法官的无赖话语太多,现仅举几个例子。
   
   我说,我文章都是写的共产党之事,与国家无关,更与那什么社会主义无关。吴说:骂共产党就是骂国家,你对国体不懂?我说,国民党才将颠覆党也写进反革命罪里面,共产党既然谴责这种党国不分的做法,你们就不应该如此判罪我。吴说:现在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当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举邓小平、巴金、老舍等例子说明,国安是用威胁和欺骗手段弄到给我加罪的材料的,那些玩意不是我真实意思表达,我有铁证出示。吴说:邓小平、巴金的认罪书,在当时就是他们真实意思的表达;当时把他们打下去是对的,反右派是对的,现在给他们平反,也是对的,懂吗?还说,她相信我说的都是真实的,但那是国安的“工作方式”,正常得很。我问:我父亲给省高院的,为我鸣冤的材料,你看见了吗?她说:我是看到这些材料的,但我根本不用去读这些材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说,因为几篇文章判一个人的刑,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应该发生的事情,这是典型的文字狱。吴说:判你两年刑,是很轻的了,知道吗,六四事件的时候,贵州有个人出现在电视镜头上,喊了两声“惨啊,太惨了”,就被判处了四年刑。
   
   我的四篇文章发出来已经半年,点击率仅为1532次,25人次回复。众所周之,这样的数据,与国内一篇文章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点击率,成千上万的回复率相比较,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可是,判决书却说我的文章“被多人次点击并回复,具有较强的煽动性,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了危害”,这“多人次”几字,能信己信人吗?我问吴。大家猜猜,这位省高院的大法官兼“先锋模范”有何妙答?
   
   她说:上三就可以叫多,这点常识,你也不懂吗?
   
   天下人听听,这些,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法官说的话吗?这是一个有着起码做人底线的人说的话吗?
   
   本应在原告、被告之间保持中立态度的共产党员吴惠法官就是这样,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都在指斥、谴责我。从形式到内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再经典不过的原告审判被告的模式。
   
   一直等到当年9月28日那天下午四点来钟,我才再次得以与亲人会见。会见的时间不多,当时没有仔细过问,为什么我会见一次亲人后,又不能会见亲人。直到出狱后,我才完全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原来,7月17日会见之后,到了下一次会见日期,妻子又到毕节地区监管支队去开会见条子。那天当班的是监管支队一个姓杨的头儿。这位说,李元龙案情特殊,他能否会见亲人,我们不能做主,得请示毕节地区国安处。请示电话打完之后,这位说,毕节国安说了,他们也不能做主,得请示贵州省国安厅,等他们请示后再说。以后,每到会见时间,妻子就到毕节国安处去追问请示的情况。每次追问的结果,都是“上面还没有答复,因此,处于上诉期的李元龙在二审判决下来之前,就不能会见亲人”。
   
   可是,为什么,判决刚刚下来的时候,你们又得以会见了我一次?我问妻子。妻子说,7月17日那天,她去监管支队开会见条子,当天值班的警察就开给她了。第二次去开会见条,那头儿经请示说不能让我会见亲人之后,这位警察急急忙忙找到我妻子,说,没想到我这个案子会这样复杂,连开庭了还不能会见亲人。并连连对妻子说:千万不要把会见过一次李元龙的事情说出去,否则,头儿知道,就麻烦了。
   
   那,9月28日,二审判决也没有下来啊,怎么我又可以会见亲人了?妻子说,那天,她也是锲而不舍地到国安处去要求会见亲人。这次见到的,是那个审讯我的章国安,没想到,他说,李元龙可以会见亲的人的。妻子要他给监管支队打个电话,他打了,我妻子也就开到了会见条子。事情,就这样,复杂得不能再复杂,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我的能否会见亲人也好,我的有罪无罪也好,一切都在某个人的话语之间,一念之间,什么规定,什么法律,都是胡扯,都是幌子,都是鬼话。
   
   2006年12月26日,这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毕节中院的卯向方等来到看守所,向我宣布了贵州省高级法院对我的有罪终审裁决。他们真会选日子:我被抓的9月9日,是毛翘脚的日子,而12月26日,则是毛长尾巴的日子,都是政治意味很浓的“好日子”。卯对我说,有何意见,在他带来的那张表格一个栏目里,写申诉或不申诉之类表明态度就可以。我说,要我表明态度,我就有我的表达方式,否则,我宁可一字不写。他们只好答应。于是,我叫那个书记员写下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攻击中共有罪,却让中共开办、操控的法院,中共党员审判我,原告审判被告,有何公正性可言?我将申诉,一直申诉,申诉到中国有法院为我平反昭雪,迫害我的人受到法律制裁那天为止。
   
   回到监室,仔细看了省高院那份裁定书后,我还是被震惊了。
   
   省高院裁决书说我二审没有委托代理人。我的上诉状、二审辩护词都是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李建强律师写的、寄出的,代理委托书,李建强律师也通过特快专递邮出的,判决书怎么说我没有委托代理人呢?为此,2007上半年,尚在牢中的我曾专门写了个要求查清此事,重新审理我案的申诉,请看守所递交到贵州省高级检察院、法院。但时至今日,申诉有如石沉大海,全无任何消息。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还有呢。裁决书有如下句子:“……并煽动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土崩瓦解。”当时,我大纳其闷:我在哪篇文章里好象用到了土崩瓦解这个成语,但我在任何一篇文章里都没有提到那只能对其歌功颂德、不能对之颇有微词的劳什子“社会主义”啊?出狱后,我找来我那四篇文章仔细读,好不容易,我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里找到了有“土崩瓦解”这个成语的原句子:“我相信,这一天应该不远了:中共独裁专制的土崩瓦解。”断章取义加篡改,我只能说,这样的手笔,只能出自一个何等的心理阴暗、不知羞耻的人的手笔,只能出自一个毫无司法良知的手笔。
   
   这与毕节中院的判决书有这异曲同工之妙。毕节检察分院的起诉书两次提到起诉我的罪名时,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可是,毕节法院的判决书每次提到我的罪名时,绝大多数都写成了大同小异的“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微妙的变化,显然是有其主观故意的,它传递了几个方面的信息。首先,它说明毕节中院完全知道我的文章全都是针对党的事而写的,根本没有涉及什么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而刑法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对于非判我罪不可的那些人来说,不把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捆绑在一起,应用起来不能随心所欲,实在无法定我的罪。为此,他们不得不玩点小“技巧|”,把危害国家安全罪里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活生生弄得变了味走了样,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无法找到的“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罪”了。
   
   又为了让他们的小把戏过渡得天衣无缝,判决书不惜又玩了个文字游戏这就是判决书里那句话:“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将文章在互联网上发布,鼓动他人远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请注意“进而”二字,这可不是我污蔑、造谣,这可是写在中共法院一份判决书里的判词。这比已经被取消了的类推定罪,还要野蛮,还要落后。
   
   毕节中院判决书所举的,有关我“造谣、诽谤”的具体例子,也就是六四屠杀和四九年以来,在中共残暴统治之下,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8000万。六四时期,中共没有开枪杀人,四九年以后,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没有8000万,检察院曾经叫国安提供证据,可据李建强后来的文章所记叙,国安的回答是无法找到准确材料和证据。国安无法找到证据来推翻的事件和数据,在疑罪从无,类推定罪取消多年的今天,中共毕节地区中级法院,还是将那两件事作为我造谣、诽谤的罪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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