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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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