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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六之2)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月26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 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月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月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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