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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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