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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之2)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粮食征购是为了满足城镇的需要。工业上得太快,城镇人口增长太快,使农业不堪重负。陈云说,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3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 大跃进中,各地上的工业项目太多,造成物资、财政十分紧张。因此,“下马”一些工业建设项目,精简城镇人口,是解决粮食不足和缓解紧张气氛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对此作过精确的计算,他说,下乡1000万人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下乡2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90亿斤。
   在大跃进中,由于要尽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他们由农民身份变成了工人身份,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长,粮食一紧张,他们就成了精简下放的对象,又由工人变成了农民,社会地位下降。千万个家庭由此经历了一次悲欢离合。陈云建议,“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到那里去”。
   精简职工从1959年在一些地方就开始了。但精简人数不算很多,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三面红旗”重新高高举起,各地又进一步招工。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资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大批工厂被迫关、停、并、转,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万的工人无事可做。大规模精简职工是从1961年伴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月3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发言。他说,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如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等;第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第三,进口粮食,但没有外汇,没有运输力量;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上四条,第一条是基本的,第二、第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非采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
   当年到底有多少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在中国当时那种制度下,不管做什么事,中央一声令下,各地总是要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下放城镇人口任务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 河南省任务是109.9万人,实际下放120.6万人。 福建省的任务是87.3万人,实际下放94.5万人。 除了近三年进城农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势群体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间,将社会闲散户和无固定工作户计6000户、2.6万人迁往安徽农村。 在齐齐哈尔市,1960年下放了11.4万人,其中在城里的盲流3.5万人,无固定职业的5.6万人。 在有些地方,劳改、劳教人家属,如果在农村有家的,也要下放,这种家庭里超过16岁的学生,也是下放对象。
   在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过程中,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简的职工,有的是城市户口,在农村无依无靠;有的早就脱离农村,在城里已经成家立业;如果下乡务农,不仅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等方面实际困难很多,而且农村并不欢迎他们。因此,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很难完成当年计划。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要求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摸底排队,落实计划,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减的减,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压回农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 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还出了些小乱子,如江苏省常州市大明纺织厂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集体闹事,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事态没有扩大,这70名工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但总的说来,两千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70年代,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但很少有如愿者。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1960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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