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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危机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面对全国性的大饥荒,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间的八个月。
   毛泽东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 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废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纠正错误的迟缓、波折、低效,不仅反映这个制度信息闭塞、机制僵化、领导专制等种种弊端,还反映这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 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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