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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六之1)

第十五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10年到15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10年到15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4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为1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800万吨提高到2400万吨;煤由28000万吨提高到33000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年1月1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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