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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

2007年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专案组,打着山林纠纷调处的幌子,行使干涉司法的勾当,将领导人的意志,强加于法院,妨碍了司法的公正裁决。此行径公然违反了《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酿成了冤案。
   
   附:
   刑 事 申 诉 状
   申诉人:俆石富,男,汉族,1951年 10月 10日生,住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9号。

   委托代理人:韩一村,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因不服聚众哄抢罪一案,对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2月24日作出的(2008)衢中刑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书不服,现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撤销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衢中刑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书并依法宣判徐石富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认定事实不准,颠倒是非
   本案涉案财产源于“茶叶山”。该山坐落于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自然村,现种植柑桔树。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山地及山林权属历经两次登记确认。1982年浙江省衢州市颁发的衢廿字第029号山林所有权证,明确该山的山林权为塘湖自然村所有。2004年颁发的衢廿林证字(2004)第0426号林权证书,再次确认该山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塘湖自然村、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塘湖自然村、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塘湖自然村”。根据《森林法》的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很显然,塘湖自然村的村民是该山的法定权利人,不容置疑!尽管多年来,该山一直由塘湖村经济合作社(大队)控制,但并不能改变权利人的性质。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基于以上两部法律之规定,塘湖自然村的村民完全可以随时行使权利,获取收益,并应当得到法律保护。
   然而,当塘湖自然村的村民索要该山林使用权时,却困难重重,纠纷不断。因此,村民们才找到了政府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2007年2月28日,为了解决山场纠纷,在廿里镇人民政府办公楼上召开了协调会,区、镇有关领导主持,纠纷各方均参加。协调会上通过决定,按照2004年的林权证办理,认可了塘湖自然村的权利。2007年3月9日,在村委会主任郑旭华的支持下,申诉人徐石富和五名村组长遵照村民们的意思,将该山林分块承包给本村村民,后把收取的承包款按每人100元的标准,分红给塘湖自然村的全体村民。
   只此行为,竟给徐石富招致牢狱之灾!衢江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5月4日,荒唐地注销了2004年颁发的衢廿林证字(2004)第0426号林权证,司法机关强行介入。案件历经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给徐石富扣上聚众哄抢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现已服刑完毕,获得释放。原本正当行使民事权利的行为,却被人为地定性为刑事聚众哄抢,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适用法律错误,炮制冤案
   在2007年5月4日注销04年林权证之前,塘湖自然村的村民是法定的权利人,这点,不容置疑。即使该山场存在纠纷,尽管有关部门领导对山场权属有过指示,均不能动摇04年林权证所依法确认的塘湖自然村村民为权利人的地位。除非经法定程序依法撤销该林权证,否则他们就是当然的权利人,证存在一天就要享有一天的权利。注销林权证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山场权属纠纷,均属于民事纠纷,适用民法调整。决不应上升为刑事案件,用刑法来惩处解决。
   而本案的徐石富和五名村民小组长是在04年林权证注销之前按照村民们的意见将林木承包给村民,就其行为性质来看,完全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何罪之有?况且他们所收的承包款依照全体村民的决议,以分红的方式发给村民们,自己并没有非法占有,怎么会构成聚众哄抢罪呢?徐石富为了村民的利益,挺身而出,行使民事权利,主张林木使用权,完全是维权行为。他的行为理应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赏,不应身陷囹圄。我们坚信徐石富是无辜的,而炮制冤案,栽赃陷害他的人则是有罪的!
   总上所述,一、二审人民法院是在认定事实不准,适用法律错误的前提下作出的错误裁决。申诉人坚决不能接受。徐石富之妻郑彦珍曾于2008年底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为徐石富鸣冤。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2009)浙衢刑申字第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申诉人不服,现向高院继续申诉,希望贵院认真查清事实,纠正错误,及时还徐石富以清白,切实体现司法保障人权这一立法宗旨。
   此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徐石富
   
   2009年 月 日
   
   
   行 政 申 诉 状
   申诉人: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第一村民小组,住所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
   诉讼代表人:吴贤海,第一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韩一村,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第二村民小组,住所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
   诉讼代表人:胡明耀,第二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韩一村,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第三村民小组,住所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
   诉讼代表人:吴老八,第三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韩一村,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
   诉讼代表人:郑土根,第四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韩一村,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第五村民小组,住所衢江区廿里镇塘湖村。
   诉讼代表人:徐林生,第五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韩一村,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因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一案,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2日作出的(2007)衢中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和2009年11月27日作出的(2009)浙衢行申字第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现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撤销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衢中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本案事实的认定
   (1)一、二审法院认定1982年颁发的衢廿字第089号山林所有权证中卒(只)塘边、羊马路的四至存在错误,按照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予以纠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和二审的认定,完全基于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人证言和所谓的勘查鉴定结论。在一审和二审审理中,衢江区人民政府的证人都未出庭接受质证,事实根本无法查起。况且被两审法院所采信的证人证言,均是本案第三人任家垄的村民,他们与本案的判决结果存在着利害关系,此类证人证言怎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谓的勘查鉴定结论,更不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在庭审质证过程中,政府提交不出勘查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及勘查单位的资质证明,所谓的勘查鉴定结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法院不应采信!
   (2)依据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重新调整山场的四至,是对法律的亵渎。1982年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林业三定”的政策,成立专门的勘查小组,组织相关单位及所在村庄的村委人员,共同实地勘查测量。当时本案的第三人任家垄村有张老四、吴海根、吴海土、许三古、吴贤生等多人参加。在各方认真勘查山界,明确无误的前提下,政府才颁发了衢廿字第089号山林所有权证书。应当说此证书所确认的山界四至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理应受到法律的维护,不容随意否定。
   (3)2007年由林业局组织的勘查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2007年衢江区林业局所谓的专家组听从单方面的意见,错标山名,把争议方任家垅自然村的下社后山空着不标,把上社屋山错标成下社后山,再把上社屋山标在真正的忠心塘山上,然后把忠心塘山错标在塘湖自然村的红头山南半部(因57年的廿项公路把红头山一分为二)。把真正的鸡木头坞也标成了葛塘山,又把鸡木头坞的山名错标在塘湖自然村的马路山上。专家组提供的附图上标出了两个葛塘山,一座山空着无山名,移花接木,错误的把两个山名忠心塘山、鸡木头坞强行安插在塘湖自然村的244亩山头上来。任家垅自然村的两座山即“忠心塘山”和“鸡木头坞”并未包含在塘湖自然村所属的红山头、只塘边、羊马路合计244亩的三个山头内,而应在该山的西边(中间隔着塘湖自然村历代耕种的一条宽宽的田垅),并且自古至今由任家垄自然村自行管理、收益。山场的四至与实际的地形也是实实在在的吻合。专家组由于其认定的下社后山移位,同样地理位置错误使山场的四至与实际极不吻合,比如自古以来的大路被认定为山坑。另外真实的鸡木头坞山,东至田垅,西至自山,却被专家学者组认定此山东面是山坞,西边是宽宽的田垅。专家组的勘定意见错误,从而导致衢江区人民政府的山林权属处理决定错误。故专家组的鉴定结论及附图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不应作为法定依据。
   二、关于法律的适用
   (1)政府注销2004年颁发的衢廿林证字(2004)第04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涉案的山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1982年和2004年两次确权登记,林地所有人发生了变化,前为塘湖自然村,后为塘湖行政村。前后两证记载不一,不是办证人员的工作失误,而是政府职能部门根据1985年颁布的《森林法》所作的修正,前后并不矛盾。政府及人民法院却以两证登记有误为理由,荒唐注销了2004年的林权证,采信1951年的权证记载,铸成了大错。
   (2)根据原国家土地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时,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退一万步讲,假设“忠心塘山”和“鸡木头坞”两山场在卒(只)塘边、羊马路和红头山的界内,事隔几十年理应按照《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作出处理。而本案一、二审法院却作出将 “忠心塘山”和“鸡木头坞”断给任家垄的判决,明显违反了此条规定。
   (3)根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一条“确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有前后数次确定权属情况的,应以最近一次确定的权属为准”。该条的规定对本案具有针对性。涉案的山场有过1951年、1982年和2004年三次确权,依据此规定,政府和人民法院应当维持2004年的林权证,因为它是最近的一次,符合林业部的具体规定。
   
   (4)本案存在政府干预司法的情形,一审和二审法院未能独立审判。2007年6月4日,衢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专案小组,衢州市中院副院长胡庆龙和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许国建均为专案组成员。该专案组针对本案的山场纠纷,打着山林纠纷调处的幌子,其实行使着干涉司法的勾当,将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强加于法院,妨碍了司法的公正裁决。此行径公然违反了《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共同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本案却发生了强权介入,横加干涉,造成了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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