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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政权跨台的理论与实践根源

共产党政权跨台的理论与实践根源
   
   Leslie Holmes [1]著 郭国汀[2]编译
   
   南郭点评:哈佛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指出:“共产党政权崩溃的原因有:经济停滞,公民日益接触大量外国信息,阿富汉战争的失败,无法保证军备竞赛;无法消灭国内异议,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榜样,使苏联领导层丧失信心。里根总统挑战共产主义进一步使苏联政府丧失斗志。毫无疑问,这些因素每一个均起了相当作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健康的机制的话,他们无法使一个强大的王国轰然倒塌。他们能起作用是因为该机制本身业已病入膏肓”。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携带着使其毁灭的内在种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错误地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它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历史哲学和脱离实际的不现实的心理学说”。

   
   理查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第一项严重错误在于误认财产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严重瑕疵乃是有关人性具有无限可塑性的概念,认为运用强制加教育的手段,能够消除人类贪婪的人性,使之自愿溶化入社会大家庭之中;共产主义失败和注定失败:其一,为强制实现其主要目标——平等,它就必需创设一个强迫的机构,而该机构又要求拥有特权,故又损害了平等;其二,民族和领土的忠诚,与阶级的忠诚相抵触,在任何地方及所有的时期,前者均压倒后者,并将共产主义溶化进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极易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根源”。
   
   理查德教授下结论道:“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伪科学转化为一种伪宗教并植入一个没有灵活性的僵化体制,业已证明其无法摆脱错误概念及依该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因而最终寿终正寝。如果共产主义能复生,它将违悖历史,且肯定面临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这种行为是近乎疯狂的古怪行为,就好象反复重做相同的事情,确期望不同的结果”[3]。
   
   2010年4月4日第214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共产党政权跨台的理论与实践根源
   
   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姆斯在其《共产主义导论》书中归纳了如下六种共产党政权跨台的理论与实务根源:
   
   第一.哥尔巴乔夫的性格与其实施的改革开放民主化政策。哥氏是个有较多妥协精神而较少对抗个性的人。他深知苏联体制之病,故上台伊始,他首先引进经济改革旨在经济重建,续之启动民主化(有限政治体制民主),特别是开放,鼓励苏联人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和意见展开公共讨论;最后,他无法控制开放带来的公开批评,人们利用开放带来的便利,争取民族自治独立权;哥氏对外政策亦导致共产党政权跨台;新政治思维,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相信苏联因过份干涉和支持他国,负担过重以致造成苏联经济困境,亦导致共产党政权跨台;他决定撤军阿富汉,及敦促越南撤军柬埔寨和老挝,使东欧人民相信可以不再受苏联威胁,而主张自已的命运。
   
   第二.共产党政权跨台根本原因乃是腐烂的党国政治体制和长期经济衰退。哥尔巴乔夫使共产党政权几乎和平解体功劳巨大。其一:苏联帝国是由内外两层组成。内层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其中14个共和国受制于俄罗斯;外层通过华沙条约控制东欧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非洲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亚洲的阿富汉及古巴。苏联帝国的复亡原因之一乃是其过渡扩张。耶鲁背景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Paul Kennedy)在其1987年全球最倡销书《权力的堀起与覆灭》中称:由于帝国过渡扩张,军费过度高昂,导致帝国的衰亡与经济的衰退;但他却未预测苏联的跨台;1985年苏联经济衰退而军费高涨;苏联帝国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远多于经济原因。部分东欧国家,甚至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也好过俄国本身。其二:经济失败。1989年绝大多数东欧共产党国家经济失败且远远落后于西方。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称自已是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先进的制度: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垄断,缺乏创造力,重轻工业比例失衡,与世界市场和西方隔断联系,1990年经济全球化,使得共产党政权的弊病暴露无遗。与西方进行的经济与军事竞争,结果1980年代美国以星球大战计划拖跨了苏联,苏联被迫承认比不过美国,尽管美国取得的成就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伟大。
   
   第三.异议人士和宗教等其他反对力量的作用。其一,苏联之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及萨哈罗夫;东德之伍尔夫(Wolfgang Harich);捷克之哈威尔(Vaclav Havel)在“无权者的力量”中提出通过拒绝谎言,人民就能有力量;其二,波兰团结工会的重要角色;其三,东德、波兰、匈牙利教会均起了相当作用;1980年东德的路德宗教会;波兰天主教会,尤其当1978年波兰天主教的卡迪纳尔(Cardinal Wojtyla)成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后;宗教与民族主义通常密切相联;苏联的民族主义者,波罗的海三国(爱莎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婉)和乔治亚要求民族自治;而居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裔清教派(Transy Loania)在反抗齐奥赛斯库政权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初抗议是由一名牧师托克斯(Tokes)领导的。其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依马克思的标准,苏联并非合适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共产党国家给马克思带来污名;亚莱克斯(Alex Callinicos)认为斯大林背离了马列,给共产主义带来了污名;(南郭点评:斯大林实质上继续了列宁主义,并未背叛马列主义,斯大林所犯的诸多重罪(创建集中营、秘密政治警察、破坏法治、暴力恐怖、群体屠杀、毁灭抢劫教会、清洗异已实际上皆乃列宁首创)。
   
   第四.比较革命理论。19世纪法国历史和政治分析家布里通和吉姆斯(Crane Brinton and James Davies)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起义理论认为:单纯压迫本身不会引起革命,当一个领袖煽动起人民的期望和希望并引导不满的人民时,则革命即很可能发生。美国政治科学家查尔斯(Charles Tilly)认为革命必须有具备革命的局势和革命的结果:当出现对当权者有严重挑战者,挑战者寻找取代既存当权者,并受到相当数量的公民支持,而当局既不愿意或无能力镇压挑战者时,革命局势便已形成。但革命局势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结果。欲取得革命结果必须具备四项条件:当权集团必然想击败挑战者,因此革命挑战者必须拥有武力;军队要么被挑战者击败,要么持中立;革命挑战者必须控制国家机器;不过他发现难于用他的理论解释1989-91年的反共产主义的苏东革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在1989-91年肯定进行了根本的革命变革;波兰和保加利亚仅进行了轻微的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s)。他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确定。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认为暴力是革命的必备要件,除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苏联部分共和国之外,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跨台几乎都是和平进行。
   
   第五.现代和统治理论。美国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家福科雅马(Francis Fukuyama)认为共产党政权跨台,证明现代化理论正确无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赛木尔(Seymour Mintin Lipset)于1950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有密切联系;国家越富,则有更大的机会民主化。爱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原创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一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其周边国家会相续沦陷;反之如果一个共产党政权跨台,也会影响其周围共产党政权相继跨台。而牛津大学学者加通(Timothy Garton Ash)则发明了改革革命说(refolution)即由改革引发革命。
   
   第六.合法性危机理论。因为共产党政权用尽了合法性资源导致跨台。即它们丧失了自已的信仰和统治权的合法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20世纪初提出国家予自已合法性有三个理由:(1)传统(欧洲的神圣权力,亚洲的天授);(2)非凡的个人魅力(特别是革命后);(3)合法理性(legal-rational)。在现实中,上述三项理由可以混合,但必须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现代国家的唯一合法性理由乃是:法治(民主)是决定性的,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法律(南郭点评:即主权在民,并由不受威胁定期公开举行的民主公投决定)。理论上,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不可能源于传统;实践中许多共产党政权将民族主义溶入其中,有些共产党政权将个人魅力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革命领袖)列宁、毛泽东、胡治明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魅力不再可能成为合法性理由。由于共产党政权均不承认通常理解的法治或民主,它们也不能以法律理性作为其合法性的根据。事实上,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权早期的合法性均非共产党统治的主要依据,而是以暴力压服作为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武力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因而共产党政权日益需要为自已统治人民寻找合法性理由。澳大利亚政治科学家里格比(T.H.Rigby)定义:共产党国家日益以基于目的的合法性(goal-rational)来为自已的统治寻求合法性。依该理论,共产党宣称他们最知道如何以最快、最高效的方式,引导国家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然后共产主义(即最终目的);亦即共产党宣称自已是社会的领袖先锋。(南郭点评:因为按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最先进,而共产党自称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共产党理所当然应当领导;世界各共产党国家的伪宪法全部强行规定了共产党的垄断领导地位。)
   
   1970年代,共产党领导人开始承认共产主义道路比原来想象的艰难(南郭点评:列宁在1919-1921年期间的多次演说中:承诺约10-20年实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上台后也承诺苏联将在15年内实现共产主义;当年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反复承诺中国于198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今日中共宣称将于2050年完成初级社会主义!因此共产党实质上全部是最下流无耻的无赖骗子!);因而应现实些,因此诞生了现实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义阶段论)。但是一旦开始承认其局限和谬误,共产党便自贬了其宣称独占权力的先锋与领袖地位;有些共产党政权转而救助于民族主义作为当政的理由;将自已装伴成共产主义英雄或领袖的后继子孙。如东德与罗马尼亚;其他国家则将自已与富于魅力的前领袖挂钩,宣称要带领国人回归早先的领袖之正途;如哥尔巴乔夫有时称自已在走列宁之路;而胡锦涛大捧毛泽东用意也在此。其他模式,共产党宣称他们将按人民的需要而取得统治权。胡锦涛的“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系”,便是此类。此外,平衡重轻工业,即国防与消费需求的经济合法性成为最后一根政权合法性的救命稻草。质言之,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权均已用尽合法性,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又远离共产党早期所采用的随心所欲的武力强制和恐怖手段,故用尽了所有可能宣称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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