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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谬误的根源及其注定失败的原因

共产主义谬误的根源及其注定失败的原因
   
   Richard Pipes著 [1] 郭国汀译[2]
   
   南郭点评:作者精辟地指出“列宁是以人类为原材料的艺术家,正如其他艺术家以大理石或金属作为原材料一样。但是人类是远比花岗岩坚硬,但却远不如钢铁具有的可塑性。没有杰作问世,该艺术大师业已失败,该工作已证明超出了他的能力。”——墨索里尼——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幻想。[3]
   
   “共产主义失败和注定失败,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其一,为强制实现其主要目标:平等,它就必需创设一个强迫的机构,而该机构又要求拥有特权,故又损害了平等;其二,民族和领土的忠诚,与阶级的忠诚相抵触,在任何地方及所有的时期,前者均压倒后者,并将共产主义溶化进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极易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根源”。
   
   “列宁以军事模式组建政府:苏维埃共产主义及其竞争者们,将政治军事化,并受制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由于未能够动员一切人员和自然资源,这种结构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抵御对该政权的直接物理上的挑战,并扩展其对外国的影响力。然而,它却对那些无法用暴力解决的挑战效力极低,甚至无能为力。当预期的世界革命并未出现时,苏维埃僵化的体制,确发现自己面临国内困境的威胁,诸如,人口的冷漠及消极,导致经济持续衰退,而军事力量又依赖于经济实力。这种困境只有通过放松对政权的控制加以解决。但是放松权力又颠覆整个共产主义体制,因为其依赖于严厉的中央集权组织。一旦哥尔巴乔夫开始试图变动该制度,它便产生裂隙并很快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不可改良的,也即,无法修正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它的内在僵化导致其崩溃”。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伪科学转化成的一种伪宗教并植入一个没有灵活性的体制,历史业已充分证明,共产党政权无法摆脱错误概念,及依该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最终唯有寿终正寝。如果共产主义能复生,它将违悖历史,且肯定面临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这种行为是近乎疯狂的古怪行为,就好象反复重做相同的事情,确期望不同的结果”。
   
   
   
   2010年4月25日第217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否因为人为的错误或人类固有的本性中缺陷使然?历史的纪录强烈建议后者。共产主义并不是好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结局,而是它本身就是个坏的观念。
   
   自从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夺取政权之日起,在全球各地有过几十次将共产主义原则植入社会主义的偿试。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慷慨地资助金钱、武器和顾问。实质上,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在俄国也最终崩溃,今日仅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老挝仍在苟延残喘。即便他们也已日薄西山,面临寿终正寝。共产党人向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为代价旨在死守权力。从共产党国体制的惨淡纪录,显而易见,要么共产主义的假想,要么其计划或两者皆有严重瑕疵。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原动力的苏联于1991年解体开始,业已发表众多研究,列举了各种解释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因:经济的停滞,苏联公民日益接触到大量的外国信息,阿富汉战争的失败,无法保证军备竞赛等等;其无法消灭的国内异议,及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榜样,使苏联领导层丧失信心;里根总统果敢地挑战共产主义进一步使苏联政府丧失斗志,而苏联一度曾相信自从在越南遇惨败后,美国业已失去冷战的斗志,并已拟撤回至孤立政策。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均起了相当作用,但是如果共产党政体是一个健康的机制的话,上述各种因素无法使一个强大的王国轰然倒塌;他们能起作用是因为该机制本身业已病入膏肓。
   
   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携带着使其毁灭的内在种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错误地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它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历史哲学和脱离实际的不现实的心理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私有财产是人类历史的短暂现象,是介于原始社会和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某种插曲,显然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废除财产私有制。所有的证据均表明前现代时期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除非被君主独占垄断,经常总是属于部落、家庭或个人所有。由土地孳生的家畜及商业和资本在任何地方经常总是在私人手中。由此可见,私有财产决非短暂的历史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破坏的永恒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严重瑕疵乃是有关人性具有无限可塑性的概念,其认为综合运用强制加教育的手段,能够产生消除人类贪婪的人性,使之自愿意溶化入社会大家庭之中,亦即柏拉图设想的“私人财产和个体一道消失在生活之中”。即使共产主义体制为此目的,竭尽高压取得成功,他们的成功充其量不过是过眼烟云;训兽师们业已发现,动物经密集训练可以表演某些基本技巧动作,一旦停止训练,略等一段时间,它们就会遗忘先前所学的一切,并恢复他们本能的行为。此外,假如经教育强制获得的特性是不能遗传的,每一代人都将带入这个世界各种非共产主义观念,而贪婪仅仅是其中非最强大的人类原罪之一而已。墨索里尼甚至在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之后,仍对共产主义怀有某些同情,早在1920年他便下结论:“列宁是以人类为原材料的艺术家,正如其他艺术家以大理石或金属作为原材料一样。但是人类是远比花岗岩坚硬,但却远不如钢铁具有的可塑性。没有杰作问世,该艺术大师业已失败,该工作已证明超出了他的能力。”[4]
   
   此种现实迫使共产党政权诉诸暴力作为管理政府的日常手段。强迫人民放弃他们自已拥有的财物并交出他们的私人利益给国家,要求公共权力机构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就是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所下定义的含义。“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赖强制,不受法律或任何其他事物制约,限制的绝对权力”。[5]
   
   经验表明此种体制确实可行:它曾被强加于俄国及其附属国;被强加于中国、古巴、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富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但其代价不仅是无数的生命和人类灾难,而且亦破坏了此种政权设立的直接目标——平等。
   
   为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政权辩护,列宁假定它将是暂时的;它的使命完成后,该强制的国家将消亡。然而,他忽视了抽象的国家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无论他们的历史史命如何,他们也要关注和照料其私人利益。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家仅是为财产所有者服务的,而没有自已的利益关系,在实践中,它的服务员们却迅速形成一个新阶级。“先锋队”的党意味着把党引入新时代成为其本身的目的。
   
   国家或确切地说共产党另无选择,只能迎合迁就该新阶级,因为其依赖该新阶级继续撑权。在共产党体制下,官员数量突飞猛增,原因很简单,由于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更不消说,皆由国家撑控,故要求一个盘大的官僚队伍来管理。这种官僚体制是每个共产党国家最喜爱的替罪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暴动政变仅几年内,该体制便开始向其领导干部提供特殊的报酬。随即演变成一种世袭特权等级制,这招致平等观念的终结。因此,强迫所有权的平等,却需要使权利不平等制度化。这种存在于目的与手段 之间的矛盾,根植于共产主义及所有由国家拥有全部生产财富的国家。
   
   确实,为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该体制周期性地试图摆脱甩掉共产党官僚的控制。列宁和斯大林试图消灭之,在斯大林专权时,导致大屠杀。毛泽东则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摧毁根深蒂固的党的利益。这些偿试无一例外以惨败告终。最后,该官僚特权等级制胜出,因为缺少它们,共产党政权机关就玩不转。
   
   将民主手段引入共产主义的偿试变失败了。正如阿连德的智利经验证实,在一个有相对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国家,对私有财产所有制的攻击不可能成功,因为反对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皆被毫不留情地粉碎)有机会组织抵抗。随着抵抗者数量的增大,它能轻而易举地使革命政权跨台。在尼加拉瓜,共产党人桑迪尼斯塔斯(Sandinistas)1990年觉得有足够的自信举行全民公投票决,人民却将其赶下了台。
   
   共产党政权固定的官僚体制,亦应对经济失败负责,而经济失败则导致其跨台,或迫使其放弃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而唯留有空名。生产资料财产的国有化,导致将经营管理权转移给既无能力,也没有高效经营动力的外行官僚。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生产力衰退。中央管理固有的僵化性,使得共产主义经济无法对技术创新作出快速反应,这能解释为何苏联尽管有高水准的科学,却错过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技术发明创造。正如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指出:“唯有自由市场才有能力对经济的转换变动作出敏感及时的反应,也唯有富有预见动力的人民,能够尽力超越其即刻之需”。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缺乏有效的刺激:实际上,勤奋的工作受到惩罚,提前完成生产定额的结果,往往是提高定额的标准。
   
   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在农业领域有最严重的灾难性恶果,而农业则是几乎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没收私有土地财产及集体化,随即扰乱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习惯,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面积饥荒。这在苏联、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老挝、阿富汉、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皆发生。导致这些国家数千万人饿死于人为的大饥荒。在共产主义的朝鲜,1990年初大量儿童由于缺额营养而终身残疾;1990年代中期,超过200万人估计已经饿死;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八十八,而南韩则仅千分之八;北朝鲜男性平均寿命仅48.9岁,而南韩则达70.4岁;北朝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仅900美元,而南韩则达13700美元。
   
   共产主义无能力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更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平等,并非共产主义唯一固有的内在矛盾。另一矛盾乃是缺乏自由,它与平等和物质极大丰富一道,也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将全体公民变成国家的雇员,质言之,皆依赖政府。在此种情况下,无法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历史的证据证实:个人的自由,唯有当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保障。因为私有财产权利构成预防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有效障碍。国家承认其国民和公民对其拥有财物的权利,尊重他们的权利,即等于承认限制国家的权力。由于所有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并受法律约束。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废除财产所有权,不可避免地导致废除自由和法制(合法性)。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但未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将人类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反而将人变成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奴隶。由于地方物资的不足,使得人民比以往任何时侯更加物质化。一国境内的共产主义表现不佳,国际层面的共产主义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他们视资本主义为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必须在全世界废除财产私有制:因而由1848年《共产党宣言》提倡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随即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接受,假设劳工能跨越国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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