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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

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
   
   Richard Pipes著 [1] 郭国汀译[2]
   
   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主要以两种方式夺权:一是由苏联军队强加,诸如东欧国家;二则通过接受苏联援助,主要是那些政治文化(缺欠私有财产与法治保障而有专制遗产传统)及社会结构(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且中产阶级弱小)与俄国1917年革命前相似的国家。每个共产党国家均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特殊的地方与区域性特点,但皆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关,这种联系构成了某种共产主义的遗传密码。在这些国家所复制的马列主义有如下特点:

   
   (1) 由负有绝对服从义务的军队作后盾的一党撑控全部权力的统治;
   
   (2) 这种统治的行使没有任何外部的限制;
   
   (3) 废除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财产私有制,同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皆国有化;
   
   (4) 无视和否定人权。此种体制坚持党是全知全能的:党总是正确的,它承认党的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党的化身即是其人格化的领导人,并使之神化偶象化。
   
   人们通常认为贫困产生共产主义。现实却不然:贫穷的国家并未选择共产主义。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多数穷人,或对此问题的任何多数人,投票将共产党选上台。穷困的国家倒是较缺乏抵抗共产党夺权的能力,因为他们缺乏富国所拥有的先进的公民社会、社会制度和机构,以阻止激进独裁者的野心。因为缺乏使得国家繁荣富强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财产权和法治的保障,使得国家贫穷,同时,使其相当脆弱,以致无法抵抗无论来自左的还是右的专制。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缺乏有力的中产阶级,使得统治阶级容易行使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使国家变得贫困的相同原因,特别是无法无天,便利了共产党的夺权。
   
   由于缺乏土地财产私有制,意味着荣誉和财富唯有一条途径可取:在主权者的雇用中获得显贵地位。政府的职位,不是被视为服务国家,而是作为个人致富的手段;因此,很自然,参与将所有的权力和所有的财富都控制在自已手中的共产党体制,被认为是获取地位和财富的主要手段。
   
   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对于资本主义为何没有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那样崩溃感到奇怪。修正主义者通过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特定问题上确有错误,来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修正,因为马克思理论被说成是“科学”,不能容忍任何悖离与例外:要么是真理,要么即是谬论。
   
   面对这一窘境,列宁利用英国经济学家赫布森(J.A.Hobson)的著作《论帝国主义》(1902年出版)中的主题论点:殖民主义是资本家为其产品寻找新市场,为其资本寻找新工厂的时代产物。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1916年出版)中详细阐述了该主题。列宁认为殖民地是发达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用它资助衰退的经济并使其能够收买工人阶级。因此攻击帝国主义殖民地,是现代革命策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一计划的难题在于,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几乎没有或仅有极少工业,因此没有重要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列宁为寻求解决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促使无产阶级革命的窘境,要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基于下述两点假设的决议:(1)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封建主义社会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2)共产党人应当与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临时权宜之计),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
   
   列宁的建议激起相当多的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的代表们的反对,他们认为本国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比外国帝国主义仁慈。但是列宁坚持他的立场,共产国际定位于民族解放战争,因而要求共产党人在保持自已特征的同时,必须与其他反帝国主义的集团合作,为民族独立的事业而斗争。
   
   实施这项政策的企图不可避免地失败,共产党想为自已的目的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结果反而被其所利用。1918-1919年,协约国军队占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德国的盟国奥匈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和阿那托利亚(Anatolia)。以科马尔(Kemal Pasha)为首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公开宣称其使命是驱逐外国占领者。1920年科马尔向莫斯科提议合作反抗占领该国的列强,苏联同意并于1921年与之签署一项友好条约,约定两国联合斗争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按共产国际的惯例,莫斯科利用这种国家间的合作进行颠覆活动。最近从苏联共产党档案馆披露的秘密文件显示,即使公开拥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莫斯科仍秘密阴谋推翻之。1920年底列宁草拟的一项指令称:“不能信任科马尔主义者;不要向其提供武装,集中全力在土耳其人中煽动苏维埃,在土耳其建立起一个坚强的苏维埃政党,使其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取胜利。”[3]
   
   科马尔这一方,在欢迎莫斯科的帮助且计划按苏联模式建立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的同时,却无意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容忍共产主义。在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组建土耳其共产党两个月后,该代理人及其助理皆被暗杀,几乎可以肯定是被科马尔主义者谋杀的。
   
   苏维埃政策在中国遇到性质相似但范围更大得多的惨败。中国对共产国际至关重要,且有非同寻常的前景。作为世界上最受大众喜欢的国家,中国惨遭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无情剥削。这种剥削激起一种无端憎恨外国人的情感: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意定期演变成暴力;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羡慕苏联摆脱了外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虽然主要是个农业国,中国亦有绝大多数雇用于轻工业,集中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列宁对中国寄于巨大的希望,在接见北京外交代表团时他甚至夸张地说:“中国革命。。。最终将使世界帝国主义跨台。”
   
   1920年代在国民党中脱颖而出迅速上升的蒋介石,对苏维埃的榜样印象极深,并欢迎大量涌入中国的苏联顾问。在莫斯科指导下,几乎由清一色的文人和学生组成的,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按共产国际规划的要求,保留其独立性,于1923年许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期望用此种方式,在中国建立反帝国主义阵线。为此目的它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顾问。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异议冲突激增,尤其在1925年孙中山去逝,蒋介石当权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等城市清党,并下令杀了上千名中共党员(南郭注:蒋介石本人无意杀共产党人,仅意在清党;“四一二”事变始作俑者是桂系白崇喜将军)。
   
   斯大林从这突然的事变惨败中推论出,为了共产主义目的,试图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密切合作纯属徒劳。基此理由,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放弃了借助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的政策。因此,直到25年后斯大林去世,苏联大幅减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它放弃与本地资产阶级合作,即使他们的国家赢得独立后,也视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在1953年苏维埃大百科全书中,形容甘地(Mahatma Gandhi)为“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此苏联转而依赖共产党,无论是否合法,也不论其多么弱小。1948年苏联在东南亚的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煽动了一系列共产党武装起义,但全部被当局镇压。仅越南共产党游击队于1954年将法国军队赶出北越。
   
   1949年中共打败国民党,征服中国大陆,代表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某种巨大胜利。马列主义运动,护展到五亿人口。但中共不久即走其自已的路,分裂了国际共运。民族主义再次战胜阶级合作。
   
   1927年10月在蒋介石清党后,中共转入农村偏辟地区。曾是国民党热心支持者的毛泽东,在政治在野20多年期间,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31年10月中共在江西省瑞金县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在当时及后来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均未表示支持他们的任何倾向。斯大林考虑保卫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远胜于促进中共。苏联的利益要求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以便能制约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国民党更能胜任这一角色。基此理由。斯大林更愿意援助蒋介石。后来,斯大林一直对独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耿耿于怀。1948年在铁托(Josip (Broz)Tito)的领导下,南共拒绝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并与之分裂。担忧中国发展成另一个铁托主义的国家,斯大林曾试图说服毛泽东与蒋介石合作。毛泽东否决了该建议,而继续率农民军征服了全中国。
   
   斯大林甚至在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之后,仍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待之。毛泽东由于非常依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因而相当长期间内强忍住骄傲之心,而接受苏联领导并以其为榜样。但随着赫鲁晓夫当权,毛改变了态度,因为他认为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共产主义的叛徒。1959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已近破裂的临界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拒绝与中共分享原子弹技术。次年,苏联单方撤走派往中国的数千名技术顾问。
   
   毛泽东迅速发展了一种不同特性的共产主义。毛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似乎完全悖离了马克思主义:它仅仅起对任何说教一旦变成有历史影响力后的任何说教的无限弹性的解释作用。几乎对每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皆站在马克思的头上。取代依靠产业工人革命,他将农民提升为革命的主要阶级:毛宣称,世界革命不是由欧洲(包括苏联),而是由亚、非、拉国家来完成。他还否定马克思的格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 亦即,必须的物质决定了人类如何思想和感觉。毛坚持认为观念架构行为,马克思主义视为决定性的“客观条件”被毛泽东视作“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决不能阻碍群众下决心要做的事。因此,知识可能是恶的,因为它限制了解决方法;由于此理由,书读多了是有害的。创造新社会和新人,不是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条件,而是通过改变文化和知识的上层建筑来实现。这是一种特殊种类的修正主义:源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西方修正主义,寻求改正马克思理论的错误,使之适应现实,而毛之修正主义选择背离现实。
   
   此种离经叛道的观念,导致与莫斯科争吵。苏共20大通过决议,与西方和平共处,宣布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已不再需要战争,因为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共产主义。毛却反对该路线,并确信苏维埃应获取洲际导弹,确保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进攻策略。与列宁一样,毛觉得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他否定赫鲁晓夫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手段,无需暴力而取胜。毛热衷于暴力,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是解决矛盾斗争的最高级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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