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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汪精卫一生三大误

   仅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汪精卫一生三大误

   谭嗣同和汪精卫,一改良一革命,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同样热血雄魂惊彩绝艳,为了理想视死如归。前者可以逃亡而不逃,留下来主动“流血”;后者谋刺摄政王,回国来主动“找死”……

   但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仅有勇德和牺牲精神是不够的。

   儒家以仁智勇为三达德,智与勇,都属于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必然有智有勇、智勇双全。智勇不足,亦是道德不够的表现。而代表着近代中国两条道路的选择的谭嗣同和汪精卫,都是勇有余而智不足。尤其是汪精卫,生平犯了三大错误,误己误国,就是缺乏儒家智慧和历史眼光所致。

   选择革命道路是汪精卫第一误。我早说过,没有儒家义理指导、缺乏仁义原则奠基的革命,必然在不断的暴力和激进中偏离乃至悖离初衷而走向反面。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悲剧:多少罪恶、多少暴力借着革命的名义以行。我曾指出:

   “汪精卫如果能够逆料革命会反过来吃掉自己的儿女,吃掉民主自由和中华文化,吃掉所有人性、道德、理想的光明,他一定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汪精卫和谭嗣同---左右肝胆两昆仑》)

   清末革命当然是被清王朝逼出来的,但是,面对在民意面前节节让步不断妥协的清统治者,虚君共和或君主宪政才是最佳选择。可惜汪精卫们见不及此,不知道“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向肃亲王致敬,为汪精卫惋惜》)

   如果汪精卫当时能够听从摄政王的劝告,以革命的精神从事改良的事业,将谭嗣同们未能完成的改良事业重新进行下去,那该多好,那不仅是清政府之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20世纪初,清王朝已经被迫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应该说,当时清廷立宪的步伐还是相当迅速并不无诚意的,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选出了咨议局,中央组成了资政院。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预备在1916年正式开国会。

   1908年,立宪派掀起了呼吁清朝廷速开民选国会实行内阁制的政治运动;1910年1月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清廷又不得不将原定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

   如果不被高歌猛进的革命潮强行中断,早已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清王朝,无论怎么不甘,情势所迫,是完全有可能完成一次历史性政治转型的。那样一来,中华民族将走上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以避免多少历史悲剧的上演,今天的中国,又将会怎样的文明、昌盛和辉煌。

   汪精卫第二误,是从事暗杀行动。暗杀摄政王之举,为民为国的动机和大无畏之牺牲精神可敬可佩,但暗杀行为本身则可厌可憎。政治暗杀之风遗弊无穷,尤不可长。

   国民党暗杀成风,汪氏政府亦特务横行,这一点特别令人厌恶。据有关材料说李士群辈直接受日特机关控制,汪氏是失控的,尽管如此,汪精卫作为汪政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无论如何负有推卸不了的领导责任。汪精卫因暗杀成名,他自己一生亦屡遭暗杀最后死于旧伤复发,可谓报应不爽。

   汪精卫的第三误,则是误判了抗日战争的愿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如果说汪精卫早年一腔热血撒错了方向,误了我中华民族,那么,这一误判则是误了自己,造成了自己被化骨扬灰的结局。儒家圣贤自有标准(详见东海《圣贤论》),圣贤没有机会则罢,如有“外王”的机会,必然功德圆满。在仁智勇三德的配合下,成功的概率和希望相对较高,如果失败得太悲惨,必是世智不足,非圣贤也----而且,圣贤大师大德,自有相当福报,纵入浊世,也不至于下场太惨。

   另复须知,汪精卫晚年的选择客观上对抗日战争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无论为重庆政府赢得多大喘息、抗战之机,为沦陷区民众争得多少生活、安全保障,他的和平运动对民心士气的打击亦是极为沉重的。”(《东海评汪系列之:汪精卫案翻不得!》)

   我相信汪精卫“早年革命晚和平,都是为民献此诚”,但不能不指出,以儒家标准衡之,仁勇有余而智不足。这可以视为东海之儒对汪精卫的定论。不论汪精卫精神多么可嘉,不论共国两党对有关汪精卫的历史事实作了多少歪曲、“保”下多少机密,都不影响这一定论。

   东海当年“过度”推崇汪精卫,是出于对共国两党的极度不信任,更是出于对利己主义和奴才主义的恶性泛滥的社会现状的厌恶。由于对儒家义理“吃”得不够透彻,智慧未开,矫枉未免过正,发言往往出偏。

   另外还有特定的个人原因:当时东海已把自己“豁出去”了,对于谭嗣同和汪精卫的牺牲精神特别默契。而汪精卫的牺牲精神和烈士情节又特别浓烈,不仅甘愿牺牲生命,而且不惜牺牲名誉,把自己的一切一切都当做了祭品。

   皈儒渐久,渐渐明白,对于儒者来说,仅有勇德、仅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暴虎冯河式地一味地牺牲自己,于事无补,于世无补,不一定是好的、负责任的选择。仁爱要讲效果,不是仅仅把自己奉献出去就够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极而言之,某些邪教信徒和恐怖主义分子也很勇敢呢。儒者应该以更高的、最高的标准、以圣贤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儒者的大勇必须有大智相辅,智勇双高,才能成就一个仁者、一个圣贤。这个智,包括通权达变、因地制宜、见识高超、料事准确,包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包括对各种常识的掌握、对各种是非的明辨、对人性对儒学奥秘的深刻理解、对社会对时局的深入了解和把握等等。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敬,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入地狱”要“入”得有意义有价值,至少不能带来负面效应甚至制造新的地狱-----象当年压倒了改良的暴力革命那样。殷鉴不远:多少先烈的血,流得毫无意义,甚至“染”出一个个更加黑暗的时代。从清末到现在,政治不断倒退,真可谓一蟹不如一蟹。

   另外,儒者的生命、儒者的声誉都不仅仅属于个人,所以牺牲生命要慎重,牺牲名声更要慎重。儒者个人的名声与整个儒家密切相关,在牺牲个人名誉时要当心会不会把儒家“搭”进去。

   为民众为民族勇于牺牲,“临危一死”,不容易,但更难的是努力“行道”,争取儒化中国、“道援天下”,把中华民族推上长治久安的光明大道并为此奋斗终身。如果尽心尽性而道不能行,那就守死善道,守道、卫道、把道传下去。这才是圣贤事业。只要道统在,中华文明就不会亡,就终有大放光华的一天。2010-4-13东海老人余樟法首发《民主论坛》东海草堂新浪分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0/04/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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