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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雷锋与毛泽东、斯大林

来源:民主中国
    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
   今天下午3点30分,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百度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712,000篇”, 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326,000 条结果”;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 雷锋” ,百度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3,750篇” ,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16,200 条结果”,大都记着: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即学雷锋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再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  遇罗克”, 百度结果显示仅“找到相关网页37篇”。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5,860 条结果”。 谷歌(www.google.com)显示:“获得约 6,020 条结果”。
   雷锋作为红色帝国党文化重要的符号之一,国人皆知,与石油队长王进喜、农民支书陈永贵、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各领域官方先进典型一样,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对标准臣民的要求:忠顺、忘我、奉献。把自己的头脑和肉体完全交出,做一个人形标准件,国家机器系统“万能机床”(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用语)上的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无论这架机器在向乌托邦之梦狂奔中,绞杀多少人性和生命,都毫无怨言、忠诚无比,把官方赏赐的荣耀当作人生最高价值,终成正果,成为人间偶像崇拜的一部分,被摆进官庙,陪伴领袖左右,成为“人民”的代表,让芸芸众生在膜拜中依附性跟进,放弃自我,逃避自我选择之重:“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用官方意识形态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文化”,给自己非人的生活披上保护色,求得自我安慰,而且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漫与》)进一步还可以在党权划定的“伟大复兴”事业支撑下,气壮如牛,感受“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把整个国家拿来做影子”,“对西方文明宣战”( 鲁迅《如何爱国》),以“中国”的名义绑架民意,抗拒民主大潮,替主子说“不”讲“梦”,叫喊“不高兴”、“站起来”,欲将亿万国民尸骨为党国权贵的疯狂挣扎殉葬(朱德之子朱成虎将军2007年7月6日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内部会议上的讲话)。
   相形之下,遇罗克则是极权国度里的异数和叛逆者,在党文化笼罩下,他的知名度比不上雷锋是自然的。广博的文化修养,善于思考的个性,宽阔的胸怀,成就了遇罗克精神。他的信仰基础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出身论》,被誉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尽管带有当时政治语言的烙印,但它有理有据地抨击了以“革命”的名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奴役,人为制造现代“种姓制度”,体现了对人类平等的追求和对人类的大爱。在当时影响广泛而巨大,以致于各地的读者来信成麻袋地装。

   雷锋作为农民的儿子与遇罗克大相径庭,难以相比,尽管他身上有许多普通人朴素善良的品质,但无法突破自身和环境的局限,没能得到启蒙,难以精神成人,形成“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人格。他的信仰是盲从的、依附的,没有自我的主体精神,缺乏反思形成的基本理性。在大饥荒的1960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表示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即使在信息开放的今天,在新公开的雷锋材料中,也看不到他对“反右”的质疑、对大饥荒的反思,所以他死后成为官方利用的工具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不是苛求雷锋,在专制的国度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如何对待生命,是检验一个权力合法性的公理标准,也是洞察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视角。同样的3月5日,1963年的这一天,毛泽东为年轻的士兵雷锋题词(之后又有两次题词)。七年后的同一天,毛泽东却用他的笔结束了另一个青年的生命(1970年3月5日,与其他18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后,立即被强行押进活动手术车,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只因为遇罗克像他同龄时一样写了几篇文章。我曾在《用权利驯服权力》中写道——想当年,1921年,27岁的毛泽东靠他的文笔,赢得了自己的爱人,出席了中共一大。49年后的1970年3月5日,同样27岁的遇罗克因秉笔直书被判死刑,执行前被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遇罗克不是唯一死于“革命”枪下的,文革中,在他之前有:“林昭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杀害灭尸,年仅35岁。”(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在他之后有:“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割喉后杀害,尸骨未存。”(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 年8月7日《南方周末》)王申酉1977年4月16日下午被杀害(施平《王申酉昭雪记》载2004年1月30 日《南方周末》)(《王酉申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1977年12月14日,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1978年4月30日,已有3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因坚持批评数度涉入李(九莲)案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并被残酷活体取肾,给某部队首长之子换用。”(胡平《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月)……直至今天,迫害尚未结束,30位记者和网络撰稿人深陷囹圄(国际非政府机构“无国界记者” 2009年10月《2009年世界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名列第168名,倒数第八名)。再拿我来说,二十年前在河北广播电台新闻部当编辑时,因积极参加六四民运,遭到查处,被列入官方黑名单。因近年在网上不断公开说真话,不断被国安请去谈话或“吃饭”,去年“六四”二十周年和所谓“国庆”前夕,当局恐惧我的表达,两次让我“被旅游”(被国安软禁。详情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和《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今年1月12日晚,石家庄市桥东分局国保大队我的“责任人”请我“吃饭”。今年的两会明天开始,就在昨天下午3点27分我写本文时,他又电话“邀请”我这几天有时间去找他。
   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当所谓“革命”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无论多么神圣的口号,都只是重演千百年来争夺权力宝座闹剧的装饰而已。遇罗克们的命运早在中共起家时就注定了。同样的3月5日,在1927年这一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称赞和美化农民们“痞子运动”的暴力。可是,当他们把毛泽东奉为“大救星”,把他(包括生于3月5日的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拥上当年皇帝们高踞的天安门,没想到接着付出的是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和延及今日的经济、文化、精神内伤,创古今中外历史之最。迟至今天,毛的肖像和尸体依然占据着国都的心脏,散发着腐蚀性毒素,羁绊着时代的进步。
   人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毛泽东的思想和物质资源之一是死于3月5日的斯大林,正是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与民粹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苏俄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其造成的精神贻害延续至今,致使许多尚未启蒙的俄罗斯人依然缺乏公民主体意识,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式的威权人物身上,而不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参看《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7期有关斯大林的专题)。斯大林的蔑视人性、暴力崇拜传播并影响到中国,与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相结合,走向极致,斯大林只是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迫害,毛泽东则广泛动员民众互相残害,使人性之恶以革命的名义大爆发,退化到原始蒙昧的野蛮状态,造成空前绝后的劫难。同样出生在3月5日(1871年)的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早就预言,如果仅仅用苏维埃代替了资产阶级化的机构,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那么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最后就只会剩下“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质:“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她的话同样指向今天的中国。
   导致遇罗克悲剧的文革因官方压制和国人的“健忘病”,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被广泛深入的反思和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西单民主墙因危及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在被邓小平利用后即遭封杀;反映文革悲剧的“伤痕文学”没能继续开掘。致使酿成后来八九六四的大悲剧。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1981年在回忆哥哥的长文《乾坤特重我头轻》中警示道——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不幸后来的现实远远超出她的想像,仅仅过了八年,整个北京又成了新一代遇罗克们的大屠场!有幸的是更多的国人觉醒成了遇罗克。
   从后来的中国历史看,雷锋的意外死亡不幸中有幸,他死于文革前的1962年,保持了他的单纯性,因此他比文革中许多官方树立的典型人物,政治生命要长得多。由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问毛泽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我想到,雷锋仅比遇罗克大两岁,是同代人,“雷锋如果活到文革会怎样?”进一步想:“假如文革中雷锋和遇罗克在一起会怎样?”这一命题值得思考,这样的设问,是对雷锋这一形象的检验,雷锋和遇罗克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径和人格类型;这样的设问,不仅是面对过去的想像,更是面对未来的思考。因为雷锋依然是官方手里的牌子,是官方复制、克隆符合官方需要的“人才”的标准。无论官方根据现实需要,如何变换对雷锋的包装,都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只是企图驯养高智商的创新型奴才和对权力、金钱双重崇拜的犬儒型“类人孩”,而不是具有遇罗克精神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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