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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来源:观察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十二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胡锦涛和温家宝各自有好戏上演。
   当天上午,胡锦涛总和李克强来到国家会议中心,参加首都防治艾滋病志愿者活动。新华社的报道说:“九时五十分,胡锦涛等领导同志走进场馆,几名志愿者迎上前来,为他们佩戴上红丝带。……胡锦涛一年前在地坛医院见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小郑,又通过视频通话系统同总书记见了面。小郑去年经过服用免费母婴阻断药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得知小郑的情况后,总书记从自己工资中捐出五千元,鼓励小郑增强生活勇气。再次见到总书记,小郑激动地抱着一岁半的女儿向总书记问好。”该报道特意突出胡锦涛的五千元捐款来自其“工资”收入。然而,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知道,区区五千元,在其家族贪腐的巨额黑金当中只是九牛一毫而已。比起象征性地捐献一笔工资来,作为党国元首的胡锦涛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早日制订一个长远而全面的防艾计划、公布艾滋病的真相、承认政府的失职并向公众道歉。
   当天上午稍晚的时候,温家宝和李克强来到位于地坛医院的北京红丝带之家,看望艾滋病感染者、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在红丝带之家办公室,温家宝和两位艾滋病感染者兼教育员老赵、阿杜一一握手。温家宝说:“所有的病人都应该树立这个信念。我说‘坚持’,坚持服药,坚持治疗,坚持锻炼,坚持活下去。”随后,温家宝召开防艾滋座谈会。温家宝说,艾滋病日只是一个象征,防治艾滋病应该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贯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中国一定能够遏制艾滋病蔓延。”然而,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坚持”和“相信”,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温家宝惯于说一些能够让人“暂时感动”的空话和套话,在有毒奶粉事件中是如此,在四川大地震中是如此,在此次艾滋病日的活动中也是如此。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有哪个责任人,哪怕是乡长和县长被免职的呢?堂堂一名总理,如果说难以对那些封疆大吏下手还情有可原,但连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乡长和县长都不能或不愿处理,那只能说明这个体制从上至下全都是同流合污之辈。
   温家宝的演技向来都比胡锦涛高超一些,或者说,胡锦涛显得比温家宝怯懦一些——这一次,温家宝再次与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此前,温家宝与艾滋病患者有五次直接接触,包括邀请一批艾滋病孤儿到中南海座谈和观看公益晚会),而胡锦涛只是通过视频向一名患者及其家庭“遥遥致意”。在争取民意上,温家宝又压倒了胡锦涛。不过,这两人之间的区别,其实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大。胡温之配合,就如同毛周之配合一样:一个扮演严父,一个扮演慈母,反正中国百姓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在巩固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上,两人当然是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谁也不愿意让人民(包括艾滋病人)的利益侵犯到党(更确切地说是权势集团)的利益。

   而同一天先后陪同胡温参加了两次作秀活动的副总理李克强,不知内心有何感想呢?这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这位团派系统的“宠儿”,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先后担任河南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河南艾滋病的泛滥便是在其任期之内愈演愈烈的。他没有作过任何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可怕的趋势,坐视河南演变成“艾滋病第一大省”,更视千万民众的生命如草芥。早在二零零一年,高耀洁医生在接受《新闻周刊》访问的时候就指出:“河南艾滋病的高发区有上蔡县、新蔡县,还包括周口、南阳、信阳、商丘、漯河、许昌、平顶山……包括黄河以北的鹤壁。总之,河南地界,恐怕已经没有艾滋病的空白点了。”河南作家阎连科有感于家乡艾滋病泛滥的现实,创作了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他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无数的亡灵在我四周耳语”,他是用“生命”和“寿限”来写作的。然而,对于这些声音,李克强始终充耳不闻。艾滋病席卷河南,他却“官照当、舞照跳”。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中央的处分,自己也没有良心觉醒到引咎辞职的地步,反倒“带病提升”,成为未来总理的接班人。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真的是专门选拔那些最平庸最无能的人。
   胡温和他们的接班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关爱艾滋病人吗?如果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被称为“艾滋病人妈妈”的高耀洁医生,早该被他们奉为“国宝”了,为何高医生在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还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呢?高医生如此热爱她生长的那片土地,为何要冒着永远也回不去的风险,远走异国他乡呢?就在胡温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上演“关爱艾滋病患者”大戏的同一天,高耀洁医生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其新作《血灾:一万封信》,以她收到的一万封艾滋病患者的来信为素材,揭露中国艾滋病失控的真相,诉说自己十多年来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心路历程。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经过粗略的对比,判断出高耀洁和胡温之间,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谁是艾滋病人的良师益友,谁是艾滋病泛滥的罪魁祸首。
   曾担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的高耀洁医生,在退休之后,以老弱之躯深入河南和全国许多乡村,调查艾滋病真相,宣传并协助患者、感染者及孤儿摆脱困境,感动了全中国和国际社会,被称为中国的德兰修女,荣获国内外多项奖励,二零零七年国际天文联会将一小行星以“高耀洁”命名。但是,高医生忘我的工作,十多年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电话、电脑被监控、个人行动被跟踪,甚至软禁,媒体封杀,社会恶势力的诬蔑、骚扰以至于亲属受到株连,当地政府甚至悬赏五百元让群众举报她。在二零零六年老伴过世后,她更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个人安全失去保障,只有选择离开中国。
   高耀洁医生透露,她从一九九六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之后,便开始编写印刷防治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她印刷散发了一百万多份防艾材料,所花费的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来自个人的储蓄和奖金。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对官方的说法和数据产生了怀疑。中国政府在二零零六年说,中国的带病者和病患是八十多万人,到了第二年年的数字却是七十四万人,十多万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蒸发”了,或者用当前中文网络上热门的表达法,就是“被消失”了。十万人,在那些冷血官僚眼中,不就是一个枯燥的数字吗?高耀洁发现,河南等地的疫情并不是像官方说的那样主要通过吸毒和性行为传播,而是在卖血活动中传播的。那么,农民为什么要去卖血呢?如果不是穷疯了,谁会主动想到卖血的“妙方”呢?谁不知道卖血对身体有伤害呢?一边是“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一边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以卖血为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盛世奇观啊。高耀洁指出:“现在得艾滋病,不管在任何地方,河南也好、河北也好、山东也好,肯定在贫困阶层。”她披露说,九十年代仅河南一个省就有官办血站两百多个,私人办的血站更是不计其数,大量农民在卖血中感染艾滋病毒。在过去三四年里,一些血站已经转入地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
   中国政府说,目前中国境内的艾滋病疫情并没有广泛传播的迹象,政府计划在二零一零年将感染者的人数控制在一百五十万人之内。中国政府一向都有本事作出若干不切实际的“计划”来,但计划从来都跟不上变化快。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艾滋病日当天的作秀活动中,先后对遏止艾滋病的发展发表了相当乐观的讲话。然而,对中国官方宣称的打击艾滋病的努力,高耀洁批评说:“中国政府绝大的能量是放在说假话上。”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几年前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已处于艾滋病疫情爆发的临界点,二零一零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可能超过一千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这个数字与中国当局公布的数字相差了近七倍,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在中国,艾滋病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和人权的问题。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在共产党蜕变成资本党、对民众从土地到鲜血都疯狂掠夺的情形之下,靠屠夫本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良心发现”,靠胡温亲自出来作几场“防艾秀”,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曾经担任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的齐德福,在他所著的《三一二国道》一书中,写到了他在胡佳的陪同下访问上蔡县一段惊险的经历。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对他说:“政府给我们一些药,每月给我们十元钱,要我们封口。”又说:“我们卖血的主要原因就是贫穷,而贫穷的原因则是地方课税太重。地方官员什么都要抽税。他们只想征税赚钱。”是的,有农民的贫困,有血头的贪婪,有各级官员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有中央政府对面子的看重,中国艾滋病泛滥的趋势将无法得以遏止,艾滋病的真相将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党国机密”而被藏在黑箱之中。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
(2010/03/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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