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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媒体阻碍世界和平?

   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警惕和指责,而这让部分中国人很不高兴。中国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络)上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有中国学者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的敌视主要是西方媒体煽动的。虽然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某些中国精英人士眼里,新闻媒体不仅未能推动国际对话和世界和平,反而成为文化间交流的巨大障碍。
   
   2009年世界新闻日前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指出,“媒体在促进对话、相互理解与和解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他认为,“媒体能够挑战人们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指出,“沟通文化差异成了一项主要的挑战”。他说,“媒体被视为公断者,可以在鼓励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各方开展辩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
   
   为深入理解国际传播,笔者曾先后求学于中国、英国和爱尔兰。为获取高质量、多元化的信息,我每天都会浏览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作为传播学者,我热切盼望各国新闻媒体能够促进文化间的交流,能够像松浦晃一郎所希望的那样“批判地对待传承的观念,又能够宽容地对待不同的观点。”

   
   但是坦率地讲,我个人对新闻媒体的认知远没有潘基文、松浦晃一郎乐观。在当今世界,无论官方媒体还是私有媒体,都倾向于发表自己喜欢的信息,而过滤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认为,信息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gate-keepers);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网络。
   
   这和传播学上的“选择性机制”不谋而合:人们总是选择性接触、传播、理解、记忆与自己的既有认知、立场相吻合的信息。英国文化学者Stuart Hall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 McGregor进一步发现,在没有客观证据引导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根据其主观偏好来预测的。
   
   除了主观因素外,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也程度不同地制约着新闻媒体。“局内人”都清楚,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大人物”试图影响新闻媒体。西方某大国的政治顾问们甚至自负地宣称,新闻媒体总逃脱不了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命运。在现代政治传播中,普通公民要形成自己的独立认知何等艰难!
   
   众所周知,“在战争中,真相是第一牺牲品。”英国学者苏珊卡•L•拉瑟斯等人发现,“战争时期的媒体看起来相互间也处于战争中,就像国家及其敌人一样。”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当今社会,新闻媒体竟被某些精英阶层作为国际博弈的工具;和平时期的国际传播越来越像战时的舆论对抗。
   
   正因为如此,潘基文先生寄希望于“自由、负责任的媒体”。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自由媒体未必都负责任。自由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常常加深文化间的隔阂、扩大民族间的鸿沟。今天,每当国际冲突加剧时,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会自觉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毫不迟疑地寻找甚至制造借口指责对方。
   
   其实,即使没有国家利益冲突,文化差异也往往成为国际传播的巨大障碍。2009年12月初,西方某主流报纸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语言大加质疑。该文甚至把胡锦涛的讲话比作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杜撰的名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这家西方大报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国家主席的语言,其蛮横自大让人震惊!
   
   信息在同质群体(homogeneous population)中传播更容易获得认同,但观点往往会趋于极端。这是传播学上的一条基本原理。但问题是,国际上有多少媒体愿意冒着冒犯受众(audience)的风险“挑战人们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迎合受众心理需求的结果是对“敌对国家”的偏见更深,而对方的反弹也因此更强。部分新闻媒体不幸沦为偏见与仇恨的制造者。
   
   随着传播学等学科在全球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新闻媒体的局限性和不良表现。当新闻媒体被视为“巧实力”(smart power)要素、成为国家战略工具时,新闻媒体的客观公正性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威胁。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反而开始质疑西方媒体?这是个十分沉重但必须正视的话题。在国际传播中,我们同样需要“反宣传启蒙”。
   
   (本文之英文版载China Daily 2010年3月23日第9版,编辑朱萍)
(2010/03/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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