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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弈讲究“期望管理”

   毕研韬
   
   某西方政治哲学家曾断言,当今时代的大多数战争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虽然马歇尔•麦克卢汉主张“媒介即讯息”,但归根结底,新闻媒体还主要发挥“信道”作用。所以更准确地说,当今时代的国际博弈主要体现为信息互动。正因为如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无论是国内管治还是全球治理,“期望管理”都是政治战略的核心。在国际层面上,期望管理不仅事关国家形象塑造,更直接影响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成本。因此说,目前的中国亟需深入了解“期望管理”的基本原理。

   
   通俗地说,期望指利益相关者希望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何时做、何地做、谁来做、按什么顺序做。期望是决定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譬如说,如果西方社会相信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坚信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应该提高40%,那么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依然极大。同理,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上,期望管理都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
   
   期望管理的第一步是准确测量期望值,并找出“期望源”。没有准确的测量,行动就会陷入盲目。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中国于2009年11月26日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宣布温家宝总理将出席峰会。此前,中国官方数次表达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政治愿望,还呼吁各方尽最大努力,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在这样的语境下,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府期望很高。
   
   期望管理可分三步走:设置期望、监控期望、干预期望。在国际博弈中,中国应更主动地设置期望、影响期望。期望并非一成不变,所以需要实时监控,并在此基础上将期望值调控在合理范围内。期望管理的实质就是信息管理。信息干预的基本原则是适时、适度。
   
   期望管理涉及“期望值”“实现值”和“感知值”,任意二者之间都可能存在“期望差异”。期望管理就是把“期望差异”控制在最低水平。在“实现值”一定的情况下,“期望值”和“感知值”是影响满意度的两大变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越高,对中国失望的可能性越大。在中国做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感知值”越低,就越对中国不满。
   
   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的格言是“承诺力求保守,成果可超预期”。这是一种较为保守的策略。更主动的战术是,先将“期望值”设置到一定高度,在收到初步效果后再调整到合理水平,但这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准。“期望违背理论”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带着期望。当期望被违背时,人们对事件本身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而对导致此违背现象的原因格外关注。传播学上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唤起”。
   
   在近期的美国对台售武、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议题上,中国政府高调抗议,不少国人对北京的反制期望颇高。如果北京未能实施有效反制,那对北京的伤害将是加倍的。与此同时,美国的解读是,北京的抗议与以往没有明显变化;北京依然是在逞口舌之快。换言之,美国认为,对台售武和“奥达会”已在北京的“期望值”内,北京会适时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果然,在“奥达会”前,国内有专家通过媒体喊话,奥巴马与达赖喇嘛见面已是不可避免。此举的目的便是调低国内期望,减轻“奥达会”的杀伤力。
   
   流亡藏人精英很擅长期望管理。2月16日,在“奥达会”前两天,达赖喇嘛特使宣布,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可能不公开露面。此举意在给国际社会足够的消化时间,把二人不公开露面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流亡藏人通过“奥达会”成功实施了“期望干预”,增加了对北京的压力。首先,“奥达会”鼓舞了海内外部分藏人的士气。其次,欧洲已有舆论呼吁其他国家效仿美国。再次,“奥达会”促使海内外华人反思中国的治藏方略。
   
   当今的国际博弈都是整体战,在各个领域、各个平台上同步展开。美国学者认为,国家能力包括任何一种足以用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行为的物质力量、才能或品质,比如说影响另一国的认识能力,包括对自己的认识,认为自己能够做什么、愿意做什么。战略专家们特别强调通过影响目标国家对形势的认识、判断来获得更大的政策利益。因此说,期望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原则;期望管理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主要内容已发表于《环球时报》2010年3月1日第14版,编辑杨婷婷)
(2010/03/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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