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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何永全先生


徐水良


   

2010-3-20


   

   
   何永全先生在他谈论的相关理论问题上一窍不通,就到这里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又引来更加一窍不通者的叫好声。
   
   第一、何把根本不同的理论问题混为一谈,混为一锅粥:
   
   1、革命和改良,只是实现目标的策略(手段)的不同,并不是目标的不同。文章把它与目标混为一谈,包括与政制是否根本改变等目标问题混为一谈。实际上,用革命,用改良,甚至特殊情况下非改良,非革命的缓慢进步,都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像上海到北京,坐飞机,坐火车,走路,都可以到一样。采用激进的革命,激进的改良,还是非激进的缓慢进步,一切由实际情况来决定。
   
   就政治领域说来,统治者愿意改良,一般人们就不会采取革命道路。但统治者不愿进步,那人们除了革命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
   
   革命和改良,往往都属于与缓慢进步不同的激进类型。在非政治领域,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就是革命采取废除旧事物的根本突变形式;而改良采取保存和改造旧事物的非根本突变的形式。在政治领域,保存和改造旧事物,主要是指保存和改造旧统治者的统治。
   
   而且,从实现目标的整个过程说,如果统治者愿意改良,则改良的速度,一般要比革命快的多。因为革命必须经过漫长的准备时期。
   
   2、革命和改良,都有和平形式和非和平形式,这取决于矛盾双方的斗争。和平的革命,有当代的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而美国南北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是暴力改良。中国的真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也曾经策划袁世凯暴力兵变,以及唐才常暴力起义。他们不像当代中国花瓶民运的假改良派那样,一见暴力两字,就大力攻击。把暴力归结为革命,又把革命归结为暴力。把和平归结为改良,又把改良一律说成和平。
   
   3、政治领域革命和改良的区别,仅仅在于。改良由最高统治者赞同,一般也由最高统治者领导。革命,是因为统治者不愿进步和改良,人们不得不推翻统治者,来取得进步。
   
   因此,说政治领域的革命,不是要颠覆或打倒不愿进步的统治者,在当代中国情况下,就是不要打倒一党专制的专制政党,否则就是不懂革命,这种说法,完全是信口胡说。
   
   第二、08宪章只是杂烩式地罗列一下老生常谈的目标,本身基本上回避了用什么手段(策略)——用革命手段还是用改良手段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回避了策略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其策略的解释,只能根据最早的起作用最大的起草人张祖华,刘晓波,余杰,还有曾经正式代表08宪章作出解释的徐友渔,以及以刘晓波《我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等等的解释为准。而他们的解释,全部是08宪章是和解的宪章,合作的宪章。中共不是敌人,与中共是和解合作,不是革命推翻。
   
   因此,在一般人看来,何永全并没有像上述这些人一样的权威解释权。他没有得到授权,就把自己当作与他们一样的起草人,来作出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解释,是一种自高自大的表现。
   
   而且,即使他得到授权,有充分权威做出与上述人士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他的批评就是完全搞错了方向。他应该指责的是上述作出和解的宪章,合作的宪章的没有敌人派的解释,而不是没有道理地指责批评有敌派。
   
   何永全先生恐怕首先应该证明上述人士不代表08宪章,包括曾经正式代表08宪章发言的徐友渔,都不代表08宪章,你才是得到08宪章授权作解释的正式代表,你的解释才是代表08宪章的权威解释,否则,一切都是废话,批评无敌派则更加是无的放矢。
   
   徐水良
   
   2010-3-20
   
   
   
   何永全:论《零八宪章》的革命性质
   
   
   
   从《零八宪章》问世的这天起,一直到今天,就有一个词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跟着它,那就是“温和”。如果这个词来自于一些感情激进,对政治并不了解多少的年轻人之口,我想这只是一个笑料而已。但有趣的是我们不仅可以从那些自诩老牌民运资深人士的口中听到,也可以从那些有着政治学学位的才子们的笔下读到。正因为对《零八宪章》下了“温和”的定语,所以跟之而来的并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的评论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从“温和”引申到“改良”,再从“改良”引申出《零八宪章》是想请我们今天的执政者来领导,或者说是想请今天的执政者来坐第一把交椅等等,我想也就不是奇谈怪论了。【注1】
   
   如果说我们有些人想把《零八宪章》说成具有温和的性质,只是为了减轻对宪章起草者的惩罚,这只能是说一番好心而已,事实也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并不能打动甚至迷惑执政者心肠与眼光【注2】。反过来这种说法倒对《零八宪章》产生很坏的作用,直到阉割该宪章最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要说明这一点,并不是仅仅从“革命”与“改良”这些词语着手就能说明问题的,而是更应该搞清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政制下面。从上个世纪的49年开始执政党建立起来的政制,其性质要求管理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以及他的头脑,更毋庸说社会某一个层次和方面。这种政制与其说不允许民主,它更想从不允许自由开始;与其说不允许自由,更不如确切地说它不允许自主。在这个政权强盛之时,它把人的个性,视作个人自由主义的表现,而个人自由主义这个词早就作为异端而声名狼藉。一个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在这个政权眼里,具有犯罪的嫌疑。几个人关系过好,如果还经常聚会的话,很可能就在做谋反的准备。尽管这类情况,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大有好转,但是政制并没有任何改变,它仍然不允许任何人对它的政制和政权有任何公开的批评,也决不允许民间自发地形成任何性质的组织或类似组织的存在。除非这些组织正合执政者的需要,并由他们指定的人作为领导者,不然的话,如果不想被迫自动解散,剩下的唯一结果就是暴力铲除【注3】。这类情况的产生,与其说是与执政者的心态有关,不如更应该视作是这个政制的特性使其所然。当我们明白这个政制的特性之后,还应该看见,它往往会把个人的意见或行为视作异端而施之压力,结果很可能使其成为敌对者。走到这步的话,这个敌对者也就具有了政治的色彩。【注4】现存的政制特性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它的存在与广泛地自由言论或自发地民间组织是无法相容的。如果一旦产生这类无法相容的社会状况,就意味着现存的政制全面垮台,或者说这个政制将遭到颠覆。【注5】
   
   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之前,简略地对“革命”一词作一说明,无疑是应该的。所谓革命,从政治意义上说,不仅是对现存政制的全面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产生与现存政制截然不同的新的政制。【注6】我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仅仅是从全面改变现存政制来说,是无法证明革命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产生与现存政制截然不同的新的政制。毫无疑义的是,革命在全面改变现存政制的时候,更多的是把产生新政制作为目标。在许多人的理解中,把革命看成是对现存政制一种流血或者是暴力的颠覆,这不仅是没有搞清楚革命的涵义,实际上也是把革命看成一种颠覆的手段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历史上许多时候的改朝换代都可以称之革命了。流血或暴力,并不是革命过程必然带来的现状,特别是在现代文明中,一些国家对现存政制的彻底改变并没有笼罩着血腥和恐怖已经用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点,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革命必须是从底层而起,这点认识与认为革命必须暴力一样,只是基于人类过去一、二百年中一些国家历史所发生的变动而产生的认识,但是当我们理解了革命是为了彻底改变现存政制,并由此而产生一个新的政制之后,这种认识就不会有意义了。无论是从统治者内部也好,是从民众底层也好,或者是上下层一同进行也好,只要是能够彻底改变已有的政制,并能产生一个新的政制,这个过程都将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此,我还顺便指出一点,革命在政治意义上,是改变政制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某个政党、组织、个人始终要维持已有的政制,于是解体这个政党、组织,或者打倒某个统治者视作是革命的话,当然以政治手段而言也许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分清楚革命只能是针对政制而言,这点不容混淆或者疏忽。如果有人把解体某个政党、组织,或者打倒某个人看作是自己一批人政治行为上的目标,并以此作为区分是否革命的话,我只能说这些人对革命的无知,而且认识狭隘。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别有用心者将利用这个做法,极力强调革命只是针对某一党派或某一个人,从而使众人信以为然,不自觉地成为这些别有用心者攫取权力的工具。因为这些别有用心者他们其本质并不想改变已有的政制,而只是想夺取政权,为了吸引民众,在有意强调革命只是针对某一党派或个人同时,采取革命的词语对要建立的政制作出似乎是一种新的解释,而实质上这种新建立政制与原先的政制并无不同之处,甚至更为暴虐。人们之所以不察,除了受到蛊惑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听信了革命是针对某一党派或个人的谎言。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着这方面深刻的历史教训。
   
   搞清楚我国现存政制的特点,并又能正确地理解革命的涵义,对《零八宪章》所表现的要求、目的以及它将会产生的作用绝不是一个难题。《零八宪章》中大到建议一个新的国体,小到已被讲烂的言论自由,对中国现行政体都具有解构与倾覆之功效。那它不具有革命的性质,我就不知道再用什么词语来评述它了。
   
   写于2010年2月14日
   
   【注1】近两个月中,我听见一个海外自称最革命的领袖,他对《零八宪章》的指责大概是最典型的。他第一次说,《零八宪章》第19条明确写着要请当今执政者来领导改革,第二次他再说,《零八宪章》的第1条明明白白写着要当今执政者来领导改革,第三次他又说,《零八宪章》通篇的意思就是要请共产党来坐改革的第一把交椅。接着他又很有意思地说,他那最革命的主张与《零八宪章》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他明确地要解体今天执政党。所以它是革命的,《零八宪章》是改良的。
   
   【注2】这类游戏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些追求民主志士中玩过,他们时常在一些自发的组织中或自印的刊物中往往会标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诸类字样,他们满以为这是他们争取生存的空间一个良好的策略,这或多或少说明他们对现存政制在理解上的无知。他们满以为只要统治者开明或者仁慈是会允许他们的行为,他们不明白就是一个开明与仁慈的统治者,一旦发生与其政制冲突的事情,政制也会要求他作出强烈的举动。不然的话,他所依存的政制会很快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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