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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的团结坚如磐石”

   
   
   在我们中队劳动教养的流浪儿,大都有偷的经历和本领。一次,队长开大会号召教改(劳教、劳改合称)人员发挥一技之长,搞创收。一个流浪儿大声说:“报告队长!只要你肯把我们放出去,每月你叫我们交多少钱我们都能保证做到。”说者一本正经,却引起一阵轰然大笑。不料,他们这个“一技之长”,还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后来竟被派上用场。
   
   那是1959年冬季,我们农场各分厂(即大队)、各中队都抽派部分教改人员去修铁路,即参加陇海铁路复线的修建工程。我们中队住在三门峡交口车站附近的窑洞里,当下的任务是填平一个7000方的山谷。值得庆幸的是,大家简直是过上了劳改队的天堂生活——这是指每天能够吃饱饭。但在饱吃饱喝之后,我们的工程进度却总是在评比中评为“下游”。原因是我们的工具没带够。可见人的威力之发挥,是假之于工具的利用,如狐假虎威然。这个“下游”,直接影响中队长的仕途,弄不好还会被扫暮气、反右倾。中队长为摆脱这个“老大难”,去求助于那个要求搞创收的流浪儿。流浪儿机灵得点眼就过,随口答话:“得令!队长您就䞍好儿吧!”

   
   他以为立功的机会到来了,于是把主意告诉我们,说:“我们邻近的这几个中队虽然铁锹、大筐、架子车很多,并且下手也极方便,但是不能。你们右派都是知识分子,明白人不用细讲——兔子不能吃窝边草啊!所以今晚的夜战我们要远征。”我说:“这是要犯错误的。”他说:“难道我不知道要犯错误?我长着几个脑袋?我又没有铁箍着头。你有所不知,我是吃着萝卜、坐着山药——根儿硬着哩。瞧,我这不是捅破了窗户纸吗?”当然谁都会料想到他已经领有“圣旨”。但我有一种为人师表的“职业病”,抹不开脸去干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所以,我放弃了立功的机会,没参加他们的“夜战”。他们喜气洋洋,偷来一辆架子车,上面载有三副筐、杠和五把铁锹,凯旋而归。
   
   大跃进工地,红旗招展,大喇叭里播送着比学赶帮的新鲜事物,表扬模范标兵,宣传全国“卫星上天”、“元帅升帐”的一派大好形势。抬筐的:前头的人呼“鼓干劲呀!”,后头的人应“争上游啊!”;前头的人喊“拔白旗呀!”,后头的人应“插红旗啊!”。推架子车的人一面推着,一面吆喝着:“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人们一个个都成了疯子,热气腾腾。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中队居然第一次被评为“上游”,大喇叭里指名道姓地表扬我们的周队长“思想解放,力争上游,后进变先进”。
   
   而那个被偷了工具的中队,派人暗暗巡查,因为距离遥远,查了几天才查到我们队。“物见本主会说话”,他们一眼便认出了自己的工具,并且还把状告到分厂(即大队)郭教导员那里。郭教导员批评了周队长,周队长很抱歉地表明:“不知情况”,沉痛地检讨说:“我实在官僚主义”,并保证对此事“要认真追查,严加处理,杜绝再犯。”
   
   晚饭后,在明月辉映下,开大会,周队长大讲“识大体、顾大局、共产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这次作案,流浪儿虽是主犯,但却受周队长的教唆,而周却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就是由于疯狂向党进攻,才送到这改造。你们不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反而居心不良,破坏铁路建设,制造我们两个中队之间的矛盾。我警告你们,趁早收起挑拨离间的阴谋。我们共产党的团结坚如磐石,是任何阶级敌人也破坏不了的。”他气急败坏,对那几个“夜战”的 “战士”,给予刑具处分,立即砸上手铐、脚镣,“看你们再重新犯罪!”
   
   这件事直到12年后(那时我已经解除教养,在生产大队被监督劳动),我还记着,作为范例,帮我认识共产党。林彪事件出来后,我幸灾乐祸,看出这对共产党是一次致命的大分裂,对毛泽东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丧钟。1971年底,我预测到,共产党会大喊“团结、胜利”,新一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肯定会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家人,并自认确有把握。那天晚上,我们全家看新闻联播节目,果然不出我所料,新一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题目正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与我预测的一字不差。全家称奇,女儿大声喊:“爸爸!”我欣喜若狂,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共产党的穴道,今后有资格给共产党打对手了。但当时,正开始“一打三反”,家人对我的命运都捏着一把冷汗。我宽慰他们说:“党报社论都让我识破了,我还会对付不了他们下面的小喽啰吗?”我调侃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这一年,我终于躲过了“一打三反”。
   
   一件标志性的明显的事情是,公社革委会派到我大队领导运动的干部孟兰君(绝对素不相识),本是来专我政的,却给我递烟,相敬如宾。我受宠若惊之余却故作调侃地说:“这可是你腐蚀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可没有腐蚀你。”他警惕地环顾左右,笑说:“你家有酒我也敢喝!”
   
   那时候正盛产“反革命集团”、“反革命传单”、“反革命谣言”、“反革命作案”等等,对之我内心窃喜,唯恐天下不乱,但矛盾的是,当地每次出现“乱”,我都被当做“乱源”追查。有一次,我与阎竞鑫(右派前,兰州大学应届毕业生,前校团委委员)私下交谈,随意说了一句“老毛不死,大乱不止。”后来,他经不起批斗,交代了,顾不到说这句话是要枪毙的。幸亏当时我是教师,巧与委蛇,连哄带懵,把审查我的青年人应付过去了。后来我又见到阎,质问他:“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他说“坐了九次喷气式,实在顶不住了。”他问:“你是怎么应付过去的?”我说:“一口否认。”他说:“幸亏没认账,不然就惨了。”我开玩笑说:“我真应该也像你一样坦白交代,好让我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在那个年代,我练出了一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我算看明白了,共产党说的做的,无非都是那句“共产党团结坚如磐石”的空话,虚伪、虚假、虚张声势。只要你认清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虚弱,你的胆子就壮了,即便是个鸡蛋,也能扬长避短,小老鼠可以和狮子周旋。我的经验,对付共产党最重要的是别被它吓住。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article/339
(2010/03/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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