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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如何歪曲投票权与多数规则

   (此文继续前一篇文章<“多数决定”还是“全体一致”——真假民主的区分之一>)
   
   二,卢梭如何歪曲投票权与多数规则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一章的末尾写道:“在主权的一切行为中,仅就投票这一项权利——这是任凭什么都不能剥夺于公民的权利,——我在这里就有很多的意见可写。”(投票是主权的行为,此话怎讲?——笔者)于是,他专门设立一章,叫做《论投票》。

   
   在这一章的开头,卢梭写道:“在大会里人们越是能和衷共济,也就是说人们的意见越是趋于全体一致,则公意也就越占统治地位。反之,冗长的争论、意见的分歧和乱吵乱闹,也就是宣告了个别利益之占上风和国家的衰微。”这“大会”指什么?从下文可看出,是指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如制定法律)的公民大会。这段话首先点明了,他所论述的投票权问题有个前提:即所谓“趋于全体一致”和“公意占统治地位”,即一切在“公意”的指导或控制之下;或者说,他在这里论述的投票权,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即“趋于全体一致”和“公意占统治地位”的大会。如果背离了这一前提,如果超越了这一范围,就不是投票的问题了,也谈不上什么投票权了,“大会”的性质已经变了,变成导致“国家衰微”的大会。在卢梭的心目中,争论、分歧、吵闹(这在如今实施民主化的国家里,是常见的现象——笔者),都是国家衰微的象征,这种“大会”背离了卢梭创建的社会公约,是破坏社会公约的行为,决不允许这类活动得逞,对此类活动的组织者、为首者,应该判以流放或死刑,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投票权!该章开头的这一番话很重要,否则,就难以明白卢梭文字的真正涵义。
   
   在《论投票》的这一章里,卢梭写道:“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须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他又写道:“除去这一原始的契约而外,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是契约本身的结果。但是人们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是自由的,而又被迫要遵守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为他们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当人们在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假如我的个别意见居然胜过了公意,那末我就是做了另一桩并非我原来所想要做的事;而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自由的了。当然,这要假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假如它在这里也不存在的话,那末无论你赞成哪一边,总归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看了这一大段话,人们一定会觉得难以读懂,要理解卢梭上述这一番论述,恐怕得加以细致的讨论,不妨可以分几层意思来细细咀嚼。
   
   第一层意思:应该把上述引文的开头与结尾那两句话,联系在一起读,开头是:“除去这一原始的契约而外,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是契约本身的结果。”结尾为:“当然,这要假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假如它在这里也不存在的话,那末无论你赞成哪一边,总归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这里,“契约本身的结果”指什么?是指该契约保证了“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亦即保证了多数意见“永远”是符合“公意”的,所以,社会契约决定了“多数决定”的“永远”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原始的契约”,那就不能确保“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这样的话,“无论你赞成哪一边,总归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再谈论什么多数、少数、“多数决定”都已经毫无意义,国家将衰微、解体,陷入奴役、掠夺、混乱和战争的状态。
   
   第二层意思:为什么说“这一原始的契约”确保了“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因为,社会公约确保了公民全体一致地服从“公意”,卢梭说过:“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又说过:“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卢梭这里又强调:“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于是,当“立法者”(卢梭自诩为这样的立法者——笔者)根据“公意”制订了法律提案,并在大会上对人们加以指导和教育后,大多数公民的投票总会符合“公意”的。
   
   第三层意思:既然按卢梭的说法,“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那么何必还要开大会叫大家投票呢?又为什么会出现多数及少数的不同意见呢?因为,卢梭说:“当人们在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卢梭认为,公民不需对法律提案的内容加以细察、研究,不需表示赞同或反对,只需作一个“估计”,估计它是否符合公意。所以,出现多数及少数的不同意见,不是对法律提案有不同意见,而是因为这种“估计”有误差。卢梭说过:“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法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法律是“公意的正式表示”,还在于通过法律可以让人们“认识公意”;卢梭把召开大会讨论法律提案和投票的过程,看作是教育人民认识公意的过程。对于公民们来说,参加大会,不是要他们讨论提案的内容,而是来接受教育并认识公意;公民从投票结果(从中得出公意的宣告)可以检验自己接受教育的成绩:我的投票符合公意吗?“我所估计是公意的”是不是公意呢?如果“与我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估计”错了的公民认识到自己错误,那也就受到了教育,不过仅仅知错还不够,必须从内心出发而感到庆幸,庆幸自己的错误估计没有占上风。
   
   从以上所分析的几层意思中,人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首先,卢梭说“大多数可以永远约束其他一切人”,是因为他认为“公意的特征存在于多数之中”,而这又是契约所决定的结果,是由契约确保的结果。其次,卢梭所说的多数与少数之间不存在赞同和反对的分歧,只是认识有误差,是人民内部在认识上有先后、高低的问题。如果真有反对意见,那就不是什么接受多数约束,而是要“迫使他服从”、或驱逐、或流放、或判刑了。再次,卢梭说“投票权”是“任凭什么都不能剥夺于公民的权利”,“我在这里就有很多的意见可写”,可他的文字告诉我们,这“投票权”就是公民“接受教育、认识公意”的权利,是不允许对提案内容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是不允许反对意见的权利,是少数人必须承认错误的权利,是对卢梭所谓的“公意”绝对服从的权利。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作出如下判断:卢梭从根本上歪曲了洛克提出的多数规则,当他把“赞同与反对”从公民讨论法律的活动中排除出去的时候,表明他是在阉割民主政体这一基本规则的实质性内涵。那么,怎么看待多数规则的实质性内涵?
(2010/03/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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