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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應該學和不學中國的甚麼


   作者:宋文貢 ( Tống Văn Công )

   
   
   編者按:國內、外學者,甚至一些前領導人也正熱烈地討論關於越南應該如何尋找與中國模式發展不同的道路。

   
   許多人認為越南須走與中國不同的道路,而原《 勞動報 》( Lao Động)總編輯宋文貢卻堅持其觀點:越南應該學中國的好經驗,但須避免重蹈覆轍中國曾所走的彎路。

   
   文章只反映作者個人的意見,敬請各位讀者參與討論。

   
   
   

   ***

   
   
   
   我們沒有一位改革的思想家

   
   
   2009年9月18日, 中國《 人民日報 》登載了題為《 可以模仿中國模式嗎?》的文章。 該文認為越南是“百分之百效仿”中國模式和越南“應感恩於得此模式”。
   
   越南的學者們立刻作出反應。 曾為總理府屬下政策研究所所長、直接參與撰寫《 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大會改革綱領 》( Cương Lĩnh Đổi Mới ở Đại Hội VI Đảng Công Sản VN , 1986年)草稿的陳德原 ( Trần Đức Nguyên ) 先生說道:“ 在整個大會的準備過程中, 除了討論越南的實際問題之外, 我從未聽到任何人說及中國模式。”
   
   《 越南經濟思維 》( Tư Duy Kinh Tế Việt Nam ) 的作者鄧鋒 ( Đặng Phong ) 教授對記者輝德 ( Huy Đức ) 說,越南的改革“是始於民眾的窘迫困境並得到經歷戰爭鍛煉的各個領導者的庇護下,讓他人以‘破欄’( xé rào, 此是越戰時越共隊伍中流行的術語,意指衝破阻力而進。譯者注 )的方式進展”。而且“在越南, 無人是改革之父。 在那時的南方,武文傑 ( Võ Văn Kiệt, 1922年-2008年﹐ 前政府總理 [ 1991年-1997年 ] ﹐被稱為推行越南改革、敢言敢幹、最成功的實務政治家。2008年初在新加坡治病時逝世。譯者注 ) 擔負了作為坦克的角色,掩護他人‘破欄’而進, 但他並非是提出改革思想的人。”
   
   鄧先生肯定地說:“越南的改革不始於任何一位改革者的思想,而出發自生活。”
   
   鄧峰亦強調了那時武文傑允許一些企業在日常的操作運行中“破欄”。鄧說:“ 沒有他,就沒有“成功紡織” ( Dệt Thành Công )、“越勝” ( Việt Thắng )、“維素洗衣粉” ( Bột giặt Viso )、“西貢香煙” ( Thuốc lá Sài Gòn )、“三詩 ( Ba Thi ) 糧食公司”等的出現, 許多人還依賴他在安江 ( An Giang )、隆安 ( Long An ) 等地農業政策上所作的改革,關於價格的改革, 從而出現了著名的人物如阮文較 ( Nguyễn Văn Hơn )、政勤( Chín Cần, 阮文政 [ Nguyễn văn Chính ])等。”
   
   
越南應該學和不學中國的甚麼

   越南改革始於生活的所求
   
   
   一場在我國“始於窘迫”到“破欄而進”,與中國的改革(1979年)同時進行。 可惜的是, 正如鄧鋒所說的那樣:我們沒有一位改革的思想家 ! 直至八十年代初,第六次黨大會後, 越南的理論家們還批評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論” !
   
   幸好我有機會跟隨武文傑的團隊走到那些鄧教授所提及的“破欄”前進的企業。 一次當武文傑團隊來到“綜合印刷廠” ( Xí Nghiệp In Tổng Hợp ) 時, 名叫興( Hưng )的廠長同志正在寫根據文化通訊所指示的關於違反社會主義企業規定的檢討書。他告訴我們,文化通訊所的檢察長說,興同志所犯的各個錯誤應受到開除出黨和辭職。武文傑聽後思考了幾分鐘,然後說, 不管誰任廠長在此況下也要作出選擇,或停止生產,或為救廠而“破欄”而進。
   
   武文傑建議文化通訊所長收回興同志寫檢討書的決定,並要求興同志撰寫一份具體的改進企業管理的提議書,以便讓胡志明市全體印刷廠作為“試點”推行。
   
   
越南應該學和不學中國的甚麼

   武文傑下廠探詢經濟狀況
   
   
   之後不久, 綜合印刷廠的運作搞活、搞好了,興同志的名聲亦傳開了:他是一位優秀的管理者。
   
   當團隊來的“西貢香煙廠” ( Nhà Máy Thuốc Lá Sài Gòn ) 時, 接待武文傑的是煙草行的高級管理人員, 可是能夠對答如流的是一位技術幹部黎庭瑞 ( Lê Đình Thụy )。 他很少說及自己的事,告訴我們他從一位舊制度留下的、叫三兄 ( anh Ba ) 的幹部那裡學會了許多的經驗,解決了關於原料、資本、產品質量等問題。
   
   那天離開工廠後,武文傑問我們是否有如他的同感:不是那些職位高的人,而是那位帶順化口音的技術幹部( 瑞是順化人 )才是全心全意地為充滿困難的煙草業貢獻其力量和智慧?
   
   幾年後, 瑞成為“越南香煙總公司”主席並是越南改革時代越南煙草企業的優秀管理人員。
   
   1980年,武文傑為各企業“破欄”前進的事總結為三個字:“ 三利益”, 即要想打破營業和生產的阻礙,就要保證使到國家的利益,企業的利益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得到平衡。1981年,為承接該精神,我撰寫一篇文章以“三利益”為題登載於《 勞動報 》上。 文章登載時得到本報的注重,又得到作曲家兼畫家文高 ( Văn Cao ) 繪畫作圖。他是一位經典理論家,帶著厚厚的近視鏡翻閱每一頁,在那個陌生的概念 --- “三利益”中找尋可有反駁之處 !
   
   文章發表後不久,三智( Ba Trí, 陳心智 [ Trần Tâm Trí ],黨中央宣訓部報刊局副局長 )兄打電話召我去他的辦公室傳達一個“秘密和緊急”的訊息。他剛從外地開會返回河內。 會議之外,馬列主義學院院長鄧春奇 ( Đặng Xuân Kỳ ) 先生見三智便問: 你在西貢可否知道《 勞動報 》“三利益”的作者?這位仁兄寫得太過分了, 觀點極之離奇。三智為我辯護說:“ 作者是《 勞動報 》的副編輯, 可能那文章不是作者個人的觀點而是整個編輯部的。”
   
    三智建議我:“此後若寫甚麼太‘辛辣’的文章,你須用筆名,不讓任何人知道 !”。 不久後, 我去開會,參與由武光 ( Vũ Quang ) 同志為組長的中央民事部幹部的討論會。武光同志在會議小組的開始就使用激烈的詞語批評正在西貢衍生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如果不及時阻止,它將對國家產生無限的損害 !
   
   重提舊事,我並非是要存意嫌棄武光和鄧春奇同志,而是想說不幸的是,我們沒有一位改革思想家,使我國的新事物發展得極之艱難。
   
   若再繪畫二十年的圖表, 那就看到改革之路過於迂迴和不少的時候還扭轉反向而行 !
   
   以前,越南共產黨曾有要比中國共產黨還進步的思維。 那時中國的領導人還大聲呼叫“政治是統帥,思想要領先”,而儘管受到他們的壓力,越南共產黨仍然堅持“科學技術的革命是關鍵”。
   
   今日他們為自己的阻礙辯護,常聽到的一句是:“ 改革的道路無先例, 我們要邊做邊摸索。” 現今許多先進的國家已找到了富國的最短捷的途徑。 中國與我們的情況一樣,那麼他們已找到好的辦法去解決問題,為甚麼我們不看看和運用它,而還總要去摸索呢 ?
   
   我最想看到的是我國的研究者將我們與中國的改革作個比較,從而抽出對自己有裨益的東西。 我們應該學中國的甚麼和不該學甚麼呢 ?
   
   我不是理論研究者,而只是關心國家和黨的命運的人, 我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觀點。
   
   
   “白貓黑貓論”,超越意識形態的哲理

   
   
   實現改革開放的路線,中國共產黨說他們高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紅旗,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的理論主要是“白貓黑貓論”的哲理。這思想已照耀他們的政策的光明道路,不怕被指責其立場和觀點, 不受任何的意識形態的困擾。
   
   由於解放了思想, 徹底改變思維, 他們已經容易地越過那些領域而我們多年來仍然視它為信條,未敢超越:
   
   一、 放棄“剝削”的概念, 馬克思理論中的一個關於資本主義勞動餘剩價值的重要內容。 這樣解放思想,使到整個社會認為不需要設立關於生產資料、消滅剝削階級的公有制。 每個人只要有資本,有管理知識,就鼓勵成立私人企業, 既可為社會生產更多的產品,亦可為勞動人民制造工作。那是中國迅速發展的開始,二十年後成為了“世界工廠”。
   
   放棄剝削的概念,他們不再被“階級立場的觀點”困擾, 容易地選擇有才能的人加入黨內,擔負要職。 他們很好地公開制定下任的接替幹部的規定。
   
   他們還大膽使用黨外的人才,甚至華僑知識分子,擔任發展經濟的事務。 現在中國有兩個部長是非共產黨人。
   
   二、“白貓黑貓論”使中國開放引進西方各理論。 在經濟上,他們應用一時曾被視為剝削勞動人民血汗的佛爾( Fore )、泰勒( Taylor )的方法等。 保爾-薩姆森 ( Paul Samuelson )、威廉-諾德浩斯( William Nordhaus )、加爾貝( JK Galbraith )的經濟理論並將它加以深究。鄧小平先生視美國未來學家艾雲-托夫勒 ( Alvin Toffler )的《 未來的沖突 》、《 第三浪潮 》為金科玉律,並鼓勵中國共產黨年青的黨員閱讀,加闊其遠大的視野。
   
   鄧小平還認為, 若黨不很好地解決教育的問題,那就誤了大事和要受到歷史的譴責 ! 由此,教育被意識形態所限制,粗暴地要為政治服務。此況已得到迅速改變。 中國的大學教育已追及先進國家的水平,可應付改革開放事業的需求。
   
   三、 由於意識形態的束缚得到解放,中國文藝人士已獲自由創作,曾被禁的各題材如革命土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題材也解禁。文藝從“文化沙漠”中崛起。“ 不管甚麼新的觀念、新方法、新學派、新文采均可以實驗使用, 不受困擾。 褲筒可做手套,領帶綁腿腳亦可以試試”。(文學批評家楊武 [ Dương Vũ ] 的意見 )
   
   被稱為“傷痕文學”的眾多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人民所受到巨大的痛苦。事實證明,這樣的傷痕文學並非對共產黨有壞影響,反而使人民更增強信心,相信那樣的慘景不會有重演的機會。
   
   繼“傷痕文學”之後,又出現了“思考熱”、“改革熱”、“尋根熱”和現在的諸多作家的“現代熱”。王朔被稱為“失望時代的人的不逆之聲”;余華是“發揮魯迅精神”的作家;衛慧被視為儒家的仿索斯-薩根( Françoise Sagan, 法國女作家。譯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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