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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之2)


   
    在K字楼(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喻东岳、鲁德成和我,从6月15 日一直呆到11月30日。
   
    在这之前,我们早已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了20年、16年和无期徒刑。能拣回一条命,三人的心情都很轻松,至于以后怎样,当时根本 就没去多想。当年,北京的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外地的服刑人员一律要遣送回原籍服刑。

   
    一、在湖南衡阳监狱
   
    11月30日的一大早,我们就被几位便衣警察和全副武装的武警押送回湖南服刑。有趣的是,我们回湖南坐的是北京至长沙的T2次火车,和我们5月17日到北京时坐的竟然是同一趟车。即便现在,坐车时的记忆仍然异常地清晰:我们三人带着手铐,穿着破棉大衣,抽着烟,吃着久违的米饭和水果,一路谈笑风声。
   
    回到故乡,我们下榻的第一站便是位于回雁峰下的湖南衡阳监狱入监队(当时称“湖南省第二监狱”,又称“湖南省重型机械厂”,现在则称雁北监狱)。在这个监狱,阿东和我呆了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德成则一直呆到1998年1月,他出狱为止。
   
    在入监队,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把湖南各地的部分“89犯”集中起来进行“洗脑”教育。我们也就陆陆续续认识了来自省内的许多六.四“暴徒”(或者称“89犯”吧),总有四、五十人之多。
   
    由于时间关系,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或已淡忘,一些人的名字却还没有忘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的“6.4”情结,大概此生总也难以消除。18年后的现在,为了见证昨日的历史,让我写下那些我还没能忘却的人的名字吧。
   
    胡敏:
    25岁,岳阳市轴承厂工人。
   
    “6.4”后的6月7日晚,他与他的新婚不到一月的妻子在岳阳火车站广场,和很多人一起听到从北京南下演讲的大学生们对李鹏政府开枪杀人的血泪控诉,于是群情激愤,不能自已。
   
    转至巴陵大桥,胡敏撇开妻子,与岳阳市数千名大学生、工人、市民一起,在京广铁路上卧轨静坐,并将备用铁轨抬上铁路,造成京广铁路线中断。
   
    接着,上万群众自发游行,捣毁岳阳市政府大门和牌子,胡敏与刚刚认识的几位朋友也旋即宣布成立“岳阳市工学联盟会”,并由他任会长。
   
    6月9日,胡敏他们被抓。8月8日,岳阳市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此后,胡敏和我一起,由衡阳转至永州监狱金工一车间服刑。还在看守所时,年轻貌美的妻子便提出与他离婚,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内心却痛苦不已。服刑最后的几年,监狱由机械劳动,改作手工劳动,他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饱受了12年磨难以后,他于2001年初获得假释。
   
    出狱时,他走路摇摇晃晃,似乎风都能够吹倒,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体重不足35公斤。(胡敏的同案中,还有三名被判缓刑,只在看守所和他们在一块。)
   
    郭云桥:
    20岁,岳阳市3517厂工人,胡敏同案,被判15年。后与喻东岳一起转至赤山监狱型铸车间,服刑10年,1999年出狱。
   
    毛岳君:
    24岁,岳阳市省建三公司五处工人,胡敏同案,被判12年。后转至永州监狱综合厂,服刑7年,1996年出狱。
   
    王昭波:
    25岁,岳阳机务段工人,胡敏同案,被判12年。后转至永州监狱综合厂,服刑2年,1991年因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出狱。
   
    繁立新:
    22岁,岳阳市郊区农民,胡敏同案,被判10年。后转至永州监狱综合厂,服刑6年,1995年出狱。
   
    繁凡:
    23岁,岳阳市钢球厂工人,胡敏同案,被判7年。后转到衡阳雁南监狱,服刑4年,1994年出狱。
   
    陆景国:
    25岁,新田县人,中学教师,毕业于永州师专物理系。
   
    1989年5月,陆景国在北京进修。受学潮所鼓舞,携带一些资料回乡,与同事一道,热情印发上千份传单给学生,并在新田县城大街广为张贴。事后,被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10年。后转至永州监狱教师队,服刑5年,1994年出狱。
   
    宋灶发:
    30多岁,新田县人,陆景国所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同案,被判8年。
   
    颜家志:
    40多岁,新田县人,陆景国所任学校的校长,同案,被判5年。
   
    王六兰:
    29岁,祁阳县中南制药厂保卫科干事,曾参加1979年的对越战争。
    1989年时,祁阳县城学潮和民运很具规模。6.4后,有多人被“两劳”,也有人潜逃海外。王六兰被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3年。1991年出狱。
   
    段某某:
    24岁,祁阳县某中学教师,王六兰同案。名虽忘了,但其口才极好,文笔快畅。被判3年,1991年出狱,不久病故。
   
    蒋少雄:
    22岁,祁阳县某中学教师,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王六兰同案,被判二年。
   
    李煜:
    20岁,衡阳市在校大学生,“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1年。
   
    雷诺衡:
    20岁,衡阳市工人,“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2年(?)。
   
    胡定峰:
    26岁,汨罗人,律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2年。
   
    夏阳:
    20多岁,岳阳市团委书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2年(?)。
   
    闵和顺:
    30多岁,岳阳师专教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3年。
   
    由于时间的作用,上面的记忆可能不是完全的准确,有待今后的补充。这些人中,有些与我的缘分深些,如胡敏、毛岳君、王六兰几个,直到现在也还保持联系,有些给我的印象要浅,如一位喜欢喝酒的资兴大爷,另外一些则差不多全给忘了。
   
    当时我们相处一起的时候,关系非常的融洽,过得非常的愉快。大家同病相怜,甚
    而同志相称,一起喝酒,一起抽烟,分东西用,分衣服穿,都是常有的事。
   
    那时候,对89民运和“6.4”大屠杀,对正在苏联、东欧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事件,我们常有从容的探讨和激烈的思想交锋。我是一贯彻底否定中共,否定毛泽东,否定马列主义的,而有的人却仍然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只是鄙视和仇恨邓小平、李鹏等人而已。争论的结果,往往是赞成我的看法的人占了多数。
   
    在衡阳监狱,忘不了的,还有我们“48小时绝食抗议”的事件。
   
    入监队里,一边是刑事犯,一边是政治犯。一般的说,新来的刑事犯都对我们很尊敬,但有些老的管事犯们(又叫“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成员),却对我们从不把自己当犯人看待的样子很是恼火。
   
    一天,在电视室,喻东岳要求按规定看《新闻联播》,某管事犯不肯,要看娱乐乐节目,两人争执起来,管事犯还动了手。两个阵容为此吵的不可开交,道理也明显在我们这边,而入监队指导员(姓唐,我们叫他“唐老鸭”)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决定给喻东岳以带铐处分。
   
    我于是带头宣布绝食抗议,要求管事犯向我们道歉。政治犯中的一部分参加了绝食,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支持态度。为此,教育科、监狱的头头都来了,甚至还惊动了省监狱管理局来人调查。这事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管事犯从此再不敢对我们说三道四,连“唐老鸭”也对我们客气了许多。
   
    二、在湖南永州监狱
   
    1990年4月12日,省局决定把我们这群人分开改造。在与兄弟们依依惜别后,我和胡敏几个被转移到永州监狱(当时叫“湖南省第三监狱”,对外则称“湖南省汽车配件厂”)服刑,在这里我又度过了十年半的监禁生活。
   
    永州监狱位于永州城市中心,监狱里也关押着许多的六.四“暴徒”,约莫有五、六十人。都分两个单位,一个是我和胡敏等人呆的金工一车间,另一个是毛岳君和樊立新等人呆的综合厂。
   
    除我们几个外,其余政治犯大多刑期不长,很少有超过五年的。当时的情况,获得减刑很容易,几乎刑期过半就能出去,因此他们走的很快(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情形就大为不同了)。
   
    由于我是轰动全国的六.四“暴徒”,承蒙监狱方面另眼相看,我一直是永州监狱的“头号犯人”。在起初的两年里,我拒绝任何劳动改造,逢人便讲六.四,监狱方面自然放不过,我因此累计有13个月三次被单独关在严管队,予以严管。在监区时,也被盯的很死,行动不便。对面的综合厂我只去过一次,就十几分钟。对里面关着的三十几个六.四“暴徒”我几乎全无印象。现在,我只记得和我同在金工一车间的十几个六.四“暴徒”中的5个。除胡敏外,他们是:
   
    周志荣:
    30岁,安乡人,湘潭二中教师,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
   
    还是在80年代初的大学时期,周志荣便很活跃,参与学校风潮。到了89学潮,他自然坐不住,到处演讲,宣传民主。结果,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5年。1992年出狱。现在,他又因维权在湖北赤壁看守所再次坐牢。
   
    颜德云:
    25岁,湘潭市人,个体户,“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5年,1992年出狱。出狱后,因遭遇抢劫犯,搏斗中把人杀死,被判无期徒刑。
   
    刘永祥:
    19岁,湘潭市人,高中生,“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3年。1991年出狱。
   
    唐敖:
    27岁,邵阳市人,工人,“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6年。1993年出狱。
   
    三、在出狱以后
   
    释子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柳子曰:“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陶子曰:“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
   
    经历了11年零4个月的难以言说的黑牢岁月以后,2000年9月13日,我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回到外面的自由世界。
   
    从那时起到现在,六年多了,我又认识了一些新的六.四“暴徒”。因缘聚会,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中虽然少有饱读诗书,志存高远之辈,都在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艰难打拼,但内心中良知不泯,对六.四的记忆刻心铭骨。
   
    六.四后,这些人大都去了两个地方──赤山监狱(湖南省第一监狱)和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湖南的89民运声势浩大,在全国可能仅次于北京,受到“两劳”待遇的人也众多。湖南的六.四“暴徒”究竟有多少?似乎谁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有1,000以上,有人说有500左右,有人说有300左右。我的估计是,500左右可能比较接近事实。据说,只在赤山监狱,就关了上百名的六.四“暴徒”。在新开铺劳教所,则有五、六十名六.四“暴徒”被劳教。至于别的监狱关的,就更是不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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