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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政治僵尸及其他

   巴金即使活着,也不过是一具僵尸

   易尧(湖南)

   10月17日,着名作家巴金逝世,悼文在各网络论坛铺天盖地,溢美之辞不绝如缕。在西祠某论坛,笔者发贴说:“稍微浏览过巴金的作品,看不下去。可能是不喜欢他的那种文风。个人认为,49年后,他唯一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东西也许就只有那篇怀念妻子的文章,可是他的妻子是那些称他为朋友的家伙谋杀的,而他与谋杀自己妻子的凶手集团居然相安无事,反以自己能说真话来标榜,换了是我,我会感到耻辱!一个作家难道不该说真话吗?说真话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每一个稍具良知的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如果这个也可以标榜,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无知傲慢;一是欺世上无人,都是一帮口是心非的畜生。据说巴金晚年在家中挂牌‘谢绝探访’,这种自我疏离除了向世人树起一重神秘的光影外,剩下的仅仅说明,他活得的时间最长也不过是一具僵尸。”

   该贴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争议,网友“青山不寂寞”说:“楼主,你过分了呢!没错,《随想录》的意义就是“说真话”。在你看来,这只是一个作家、“一个稍具良知的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但问题是:在中国过去、现在的政治生态环境里,有几个人能象巴金那样说真话?文革过去快30年了,又有几个人能象他那样真诚地忏悔?——这才是巴金的价值,才是人们尊敬他的地方。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勇气甚至超过了投湖自尽的老舍。顺便问一句:你认为自己敢说真话吗?你喜欢写点政治评论,相信你也知道(至少在目前),哪些真话是可以说的,哪些真话是绝对不能说的!你敢在这里骂巴金,至少说明现在比文革当年宽松多了,而现在这种相对宽松的话语空间,其实也正是包括巴金在内的许多前人争取来的。喝水莫忘挖井人呵!还有一点:即便是用一般的社会公德来衡量,你的标题也是对一个刚刚离开人间的老人的不敬。窃以为不妥呵。”

   网友“快乐的伊人”说 :“我同意楼主的看法。巴金还有一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家,49以后艺术生命基本就结束了。现在的确比文革时期宽松,也许会越来越宽松,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我们要感谢那些死去的逃亡的还有楼主这样的火种。看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很有一点感慨。”

   网友“凤凰台听箫”说:“作家应该凭作品说话,批评家应该批评作品而不是作者为人处世的方式。我以为。前天看到一篇文章,说那时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很多并不是读了马列着作,而是读了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书激发的革命热情,仅就这一点来说,巴金及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的贡献就不应该轻易抹掉。至于读者个人喜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好断定。不错,49年以后许多现代名作家在文学上并无建树,有的甚至写出失败之作。我想这与历史环境有关,也与作者创作寿命有关。毕竟文学艺术史上能不断超越自我的天才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但我们不要指望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杰作,也不能苛求他一直写到死去的那天吧。只要有一部作品能够传世,能够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网友“东篱下的三三”:“说真话是很难的。有人说真话也许只是为了自己灵魂的安宁。但这样做的人太难得了,所以很多人拿他说事。我们应该为我们所处的谎言世界悲哀,应该反躬自省,而不是苛求逝者。我也很佩服那些自杀的,停笔的作家,他们牺牲生命或者说是艺术生命扞卫了自己的尊严。不然,我无法想像他们在我的心中会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一刀一刀又一刀”说:“从医学的角度,楼主没错,因为他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躺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当今不逝,恐怕还要一直躺下去。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来陈词总结人的一生未免牵强了一点。该同志难能可贵的是他曾经激励了无数青年人(因此他除了被授予“人民作家”以外,更被誉为属于年轻人的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当人们或屈膝或自杀或闭嘴的时候,还能说点真话--要知道,如今说真话的人已经不多,何况一个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就好像如今不贪的官已经是好官一样--物以稀为贵嘛!”

   笔者综合回复:说巴金活着也不过是一具僵尸并无不妥之处,这一点相信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据《南方周末》报道,自1999年2月至今,巴金一直在华东医院留医,尽管神志清醒,但既无法说话,也不能书写,只能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示意。实际上,他的躯体只能在药物的维持下进行艰难的运转。巴金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并多次向家人提出安乐死,而他的逆子逆孙们居然拒绝了他最后一次赢得尊严的权利!

   不错,《随想录》是诚实的,但这种自言自语的文字倾诉与其说是“讲真话”,还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储存他自己的记忆和眼泪。“文革博物馆”在另外一些民间人士的努力下在天涯海角处建立起来了,然而他更看重的也许是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悬挂妻子的遗像。当然,我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苛求他什么,可他赖以被人尊重的事实也乏善可陈。有资料记述,1945年8月10日晚,巴金在重庆跟着狂欢的民众,迎接了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而,胜利竟是这么一回事:“……随着一片复员声,高官巨贾们带着他们聚敛的钱财和抗战夫人赶着去南京、上海再发劫收财;流浪逃亡了8年的老百姓们分享到的却是失业、饥饿,卖掉最后的衣物买不到一张返乡的船票。”(http://cqtoday.cqnews.net/system/2005/10/19/000539461.shtml)据说,巴金在失望中愤怒了,并由此参加到一些社会活动中去。但他作为一个反封建、反专制的无政府主义勇士,最后却臣服和苟安在专制政权的脚下。如果说当年有许多知识青年是在巴金的书籍的鼓舞下奔延安的话,他们的所有实践却是把国家和民族从“泥潭”拉进“火坑”,民生并没有因此获得些许好转。就在巴金弥留之际,大批银行官员集体携款外逃;大批工人为讨还薪金和公道无辜遭受武装镇压;大批维权的学者和记者受到地方政府与黑社会的联合打压和威胁;以及在东莞打工的河南姑娘遭受强奸后徒步返回老家等等非人道的事实,真不知巴金在这方面的“良知”体现在哪里?

   是的,我是喜欢评论政治,但我的话语空间与巴金的存在毫无关系。更何况我们这个国度在迫害良心作家和记者的臭名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却鲜见巴金就此说过片言只语。也许他说了,只是我没有听见,但这是他的失职,不是我的孤闻。1949年后的中国宪法明确写进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之前的《新华日报》的社论却有着我们至今难以企及的自由和高度。至于认为现在的话语空间相对宽松,这是可笑的,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东欧、甚至伊拉克相继走向民主的时刻,我国独揽大权的某党竟然大肆抓捕异己,封堵网络,连我这么一个小角色,有关部门也搞起了监控,公然侵犯公民的隐私。我嘴说我心,我从不隐瞒个人的观点。用军阀头子张作霖的话来说:书有未曾经我读,话无不可对人言。

   据报道,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毛泽东的关照,他得到了宽大待遇,1973年7月宣布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可以让他搞点翻译,每月发给生活费”。就这个,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我1973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10/18/content_1001730.htm)可见圣恩浩荡,溢于言表,甚至在《怀念萧珊》的结尾处,他仍不忘表白忠心:“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一方面深切怀念自己的女人,一方面又对容不下自己女人的政权感恩戴德,我真不知他说的哪一句是真话,他的“忏悔”究竟体现在哪里?!

   病榻上的巴金完全与世隔绝,根本不能了解外界的信息,即使朋友去世也不能知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老舍受到非人的屈辱后,尚能主宰自己死亡的权利,而他却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他说,“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作为一个早年执着于《没有神》的唯物论者,他终于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上的痛苦。于是,他又说,“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相信这才是发自他肺腑的声音。

   我无意要指责巴金的处世为人,他也多次表示不再担任官方的职务。可是,关于他的生平简介却这样写着:“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垂死之年仍为一个烂摊子遮羞掩丑,是不是就是他所谓的“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是,我感到悲哀,这种无耻与“伟大作家”毫不相称。如果不是,我只能感到愤怒,这种剥蚀良知和人性的行径简直就是罪恶。南非医学家克里斯坦•巴纳德说,“我们的宗教传统训导赋予了人的纯人性以最崇高的价值;纯人性包括完整性、自由、正直感和尊严。一旦疾病使人进入较不自由而又逐渐失去正直感和自尊的地步,人最宝贵的部分就完全丧失了。”很明显,故意违背巴金的个人意志,用人为的方法延续他的生命,并陷他于在其位而无法谋其职的尴尬和不义,也是对他基本人权的粗暴侵犯和践踏。

   2005.10.23 --------------------------原载《议报》第222期

(2010/03/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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