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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活的中国作家和文学

   

   易尧(湖南)

   前文化部长兼作家王蒙在中山大学就中国当代文学问题进行演讲时,提出了一个荒谬无稽的问题:“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然后他自己滑稽地回答道:“就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那么为什么自杀率越高就越容易出伟大作家呢?王蒙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创新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追着我们”;二是“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4月7日《信息时报》)这种奇谈怪论很有点让人哑然失笑,几千年来,在“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符号系统中,中国作家从臣民到党奴,从未获取过独立的人格。死是要被恩赐的,自杀是对主子权利的僭越,属于大逆不道。所以,不到国破家亡之际是决不会妄言自杀的。屈原算是开了一个先例,他长期生活在贵族阶层,享受着先进文化带来的奢靡和快乐,“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本一介巫师,写写巫词、卜卦求神也就罢了,问天却是大大不该。因为“天”是君主的化身,是万物的主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不允许任何怀疑的。屈原一怀疑,中国的文学便确立起了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并找到了向现实显示主权的方式。公元前278年,屈原自感救国无望,怀石自沉于汨罗江。而后,除刘安是因不满汉武帝独断专行,又不愿受辱,愤而自杀外。每次朝代更替,总有若干作家自杀,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谢枋得绝食,陈子龙投水,倪元璐自缢,晚清遗老王国维跳湖,他们的死使道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后人们一般都习惯性的视之为爱国主义。

   民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西方文艺思潮的涌现,使“道”的涵义得到极大的扩展,如极为推崇西方文学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写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同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周作人则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新文学运动以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在业已完全没落的封建文化面前,判整个千年文学为“言之无物”,彻底地打垮了整个传统文学对其自身系统的依赖,试图使文学重返现实,带来粗糙而新鲜的活力。于是,历来靠政治霸权强行传递的儒道一举成为新文学的讨伐对象。文学运动最终指向了人的解放。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抛弃了原先政治意义上的“民本”伪概念,确立了“人本”思想,开启民智、张扬独立人格;通过科学,推进民主化进程成为当时精英层的共识。一时间,引进西方文学,改造国民心态,重建价值目标成为疗救中华民族的虎狼药石。在这个时候,作家王以仁因为失恋自杀;朱湘则是因为经济困窘,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自绝于世。

   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作家群进入“共和国”时代后,摇身一变,沦为了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是独特“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而是工匠。是连农民和工人都不如的臭老九。甚至是一群应该受到改造的对象。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极度诋毁和否定思想文化精英,却非常喜欢屈原,尤爱《离骚》。他在1958年1月12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他诗词的浪漫与屈原的风格一脉相承,有过之无不及。不同的是,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很不屑于文学中的香草、美人、意淫、艳遇之类富于小资情调的东西。连缠绵悱恻的爱情,在他眼里都霸气冲天,如“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飞扬直上重霄九。”以其骄横,“为政治服务”成为了文学的最高纲领。1961年秋,毛泽东写诗悼屈原:“屈子当年赋离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屈子无刀,此诗中,独裁者却凶相毕露,杀气腾腾。于是,在紧接着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吴晗、邓拓、傅雷、老舍、闻捷、储安平、翦伯赞、李广田、范长江、罗广斌、田家英等作家和诗人不堪凌辱,纷纷自杀。其中,储安平质疑了“党天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逐渐恢复,开始重新揭露和控诉“吃人”的这一社会现实。“伤痕文学”承续着“五四”的精神脉络,大力呼吁“党天下”肯定“人”的这一主体地位及其存在价值。这个时候,少数思想敏锐,深具社会责任和良知的作家认识到:向一个外在于“人”的庞然大物恳求承认自身意味着精神自贱。他们将视角再次投向西方,呼唤着“蔚蓝色的文明”。然而,“党天下”比君主的天下更容易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在血腥镇压中草草收场后,担负着时代思考和社会转型的作家们被迫流亡海外,诗人海子、顾城,以及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相继自杀,给中国的文字工作者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相应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一统专制政策,一大批陷入素质和道德逆淘汰中的中国作家沉沦为党奴,领着一份苟活的钱粮,就自觉地远避着政治伦理、权力体制、经济组织、道德范式以及各种权利和义务。他们也懂得创新,比如把眼光投向市井乃至原始痴愚的生活,美其名为“寻根”。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寻找中,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遗风陋俗纷纷登堂入室,作家们极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能,自命风流,互不相让。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文学已只能依靠扭动的“下半身”和叫床的呻吟来招徕眼球了。肉体的享乐此起彼伏,性生活每一个隐秘的动作和细节都在话语触角的渗透下在大庭广众中得以公开和放大。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赤裸裸地写到:“我是一只挂在抽水马桶上方的母猴标本”;以《乌鸦》走红,被称为妓女作家的九丹说,“要夸奖一个女人,莫过于说她是妓女。”在她的眼里,所谓爱情终不过是一场性的交易,“床”则是女人做交易的平台,归根结底,人的命运,尤其是女人的命运,其实和猪是一样的。整整一个世纪,文学启蒙仍是一个幻影。

   警察暴力、司法不公、官员贪渎、匪徒飞横跋扈构成了今天这个极权社会的普遍现状,战争、暴动、瘟疫、矿难等各种天灾人祸时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一刻也不得消停。在这个层面上,文学从图解官方哲学的标准化制造转入到各种性器官的售卖和自炫也算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然而,没有爱,没有关怀,连“色情”也消失了,惟有冷漠、无耻和下流。2005年,一本取自“人民”肉体姿势的小说《为人民服务》被官方查禁了,官方刻意构筑的意识形态和主旋律在各种性质勃勃的话语面前显得是那么疲软和苍白,一再被其强暴的民意表述也因之获得了颠覆性的快感,并应验着“禁止就是引诱”的经典论述。随之而来的事实是,政治权力的病菌混合着淋病和梅毒在社会生活中四处蔓延,使整个社会更趋邪恶、肮脏、腐败、臭气熏天和不可救药。在这样一个失去了精神信仰的时代,生存的困惑尤其令人心悸。中国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有大约25万人死于自杀,也就是说,每10万中国人中每年有22个人轻生。可见,中国民众是如何的苦难深重。而以王蒙为代表的党奴作家们除了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外,对现实黑暗却是熟视无睹或退避三舍。在大学讲坛上,他们可以就“创新”和“精英意识”等问题大吐口水,而对事关“人”的启蒙和觉醒的自由和民主却讳莫如深。“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关键就在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党奴意识使他们不断地自我阉割,尽管还能顽硬地拈花惹草,却无能授孕。

   2005.4.12

   --------------------------原载《议报》第194期

(2010/03/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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