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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该为何而有?

   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中国文学该为何而有?

   易尧(湖南)

   中国的主流社会对文学的要求是发挥其超结构的功能,从“文以栽道”到“文艺为政治服务”,几千年来,从未承认过文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中国文学不断地引经据典,图解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北齐行台尚书席毗对文学士人刘逖说:“君辈辞藻,譬如春荣,须臾之玩!岂比吾徒千文寒木,常有风霜,不可凋瘁!”根据这一讽喻,颜之推对文学得出了一经典的看法:“文学非经世之大业。”他由此告诫子孙:“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但成学士,自足为人。”(《颜氏家训》)文学仅是休闲解闷的玩物,“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中国作家只能在“玩物”与“喉舌”之间选择自己的形象。

   至于一般文人,钱钟书在《论文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己,无可奈何。……至傻极笨之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卑心结,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国民的痴愚呆滞,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给中国的文人带来了一线新的曙光,梁启超天真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则弃医从文,说是要疗救国民麻木的神经,紧继着掀起了一场旨在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历经了“文革”劫难和“六四”屠杀的中国社会,国民原初的现状非但无根本改变,反而急剧恶化和堕落。新世纪一开始,一群所谓的“80后”作家纷至沓来,他们用纵乐、纵欲、纵性、滥交、变态、仇恨、暴力、愤怒、流产、安全套等诸多吸引眼球和性意识的字眼卖弄着自己的残酷青春肆无忌惮地谋取着名声和利润。文学启蒙失败了,“六四”后的中国作家要么被迫转入地下或逃亡;要么远离现实生活,现实苦难成为在别处的风景,趋利和炒作的需要使现实主义作品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消失,不再受到了欢迎。阿.莫拉维亚的解释是:它们“想同社会档案”,从而与照相、新闻、科学调查比个高低。这些作为文献和证明的媒体今天所取得的成效已失它的虚构性和假定性,并显得毫无意义。

   二十世纪末,为挽救日益颓败的文学,以笔维生的中国文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域外的先锋文学,以卡夫卡、加缪、博尔赫斯等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逐渐成为文学界的亮点。卡夫卡倾心于非存在的探索,在《审判》、《变形记》以及《美洲》等一系列作品中,他几乎深入到每一个人内心最隐秘的部位,并将其袒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相较于卡夫卡的冷峻,加缪的笔触近于冷酷。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西西弗斯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无效无望的劳动,周而复始地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推向山顶……。因为永远都在前进,他感到安慰和幸福,这是他对诸神唯一的蔑视和反抗;同样,《鼠疫》的主角里厄医生和他的助手,向落到他们城市的瘟疫作英雄式的战斗。人的存在如同畜生,只顾物质享受,全无幸福快乐,甚至毫无表情,连痛苦、悲哀也没有,更不关心他人的死活。

   博尔赫斯终身隅于书屋,作着超现实地幻想以及在各种知识的智力游戏中自得其乐,他的故事结构扑朔迷离,影射着社会的迷宫状态,这也从另一面折射出现代人的无奈和犹疑。在他那里,幻想和现实没有界线。文学与现实亦然,文学即现实即幻想即游戏即梦。博尔赫斯熟谙东西方哲学,推崇超脱世俗、故作旷达的玄学。他的幻想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与庄周梦蝶一脉相承,是极其主观的、唯心的、虚无的、甚至不乏神秘的色彩。这对习惯于在象牙塔中规避现实矛盾的中国文人来说,不失为躲避现实及崇高的充分理由和有力的借鉴,把“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一道教所谓精神禁欲,肉体完形的思想通过“寻根”的窍门写得淋漓尽致。

   “一切皆可”是早期后现代主义的口号,融汇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后,它不仅抛弃了现代派作家在二战的废墟上殚精竭虑地构筑起来的理性思考和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还把人的处境进一步推向梦游般的放纵和原始的痴愚。随着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痞子文学、美女文学、另类文学此起彼伏地喧嚣,连“流氓”、“无知”——这些历来就为追求文明的社会所不齿的东西也突然的变得理直气壮、正大光明。随着记者对社会事件的盘根问底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文学的空间不是越来越广,而是更显逼仄。从头版头条的时政大事到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乃至热点述评,淫者见淫,智者见智,一切都显得性质勃勃。

   继诗、词、曲、小说的系列变迁,新闻一举成为社会的中心文体,它无处不有,但并不自由,在现实面前艰难地显示着它的主权。记者取代了作家成为了时代的发言人,一批操文为生的作家也似乎并不看好文学对修辞、对心灵、对人性以及对社会良知的底线进行探询的职责,纷纷沦为影象技术的附庸,尽情地制造着各种视觉上的烟花,以至让许多人惊呼文艺的繁荣。文艺的确是繁荣了,各种自传自述汗牛充栋,用昆德拉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最时髦的激情就是滔滔不绝的讲述自己。”套用一句潘金莲的话来评论,那就是“软如鼻涕脓如酱”,即便有一两丫坚挺的,也大抵是吃着番僧的药在硬撑。

   现代派作家也反抗,但却多了一种自虐,在现实的黑暗中总是退避三舍随遇而安,怎么都不及现实主义作家在良知、人道主义、揭露罪恶、讴歌真、善、美等方面的立场坚定。现代派作品在小说艺术和写作技巧的诸多可能性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但他们消弭了现实主义作家那份直面鲜血和暴戾的执着和锐气,并把其积极引向反面,除个人感受之外的一切均无动于衷,这便暗合了当权统治的要求:一个安份守纪的小资,眼量狭小、牢骚满腹、得过且过。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结果,你要安于现状,安于被剥夺、被控制的生活,你就能领取一份苟活的钱粮。

   权势阶层拼命地抵制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黑暗和腐败的揭露,是因为害怕人们由此醒悟,害怕人们由此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并由此彻底消灭他们依赖权力、等级制和不公所积累的非法利益,使他们高人一等的血统和奢靡生活无以依存。于是,对现代派作家的推崇备至自然而然地受到他们的吹捧,广为颂扬那早以塑造好了的一个个循规蹈矩的消极自由者的光辉形象,以便作为人们仿效的榜样。更有各种道貌岸然的“主旋律”,摇着文学的幌子,摆出救世主的姿态,口是心非地劝慰着那些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们“忍受”,或去享受那些一切皆可而又子虚乌有的光明。

   没有归宿,没有灵魂,极权统治的压迫和理想世界的缺席成为导致各种人性灾难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面对法西斯非人道的行径,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没有了诗”。现在,人类社会已昂首阔步的跨进了二十一世纪,文学为此欢呼,为此歌功颂德,为此粉饰太平都无可厚非。但是,当城里的狗都能在大街上趾高气扬的溜达时,那些东躲西藏的民工,那些状告无门的含冤受屈者,那些衣食无着且无处可避风雨的人们,有谁在文学上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正义声张?有谁在文学上为他们暗无天日的生存状况带来希望或哪怕一点点微小的亮光?

   迷失了精神家园,人们流离失所。面对在拆迁、暴力收容、宗教信仰和有毒奶粉和食品等等中面目全非的受害者,中国的诗人、中国的作家,请问你们有谁能够不依赖你所尊崇或蔑视的事物而仅仅去表述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而目睹一具具在矿难、洪水、大火、爆炸、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中被恣意隐瞒的受难者的尸体,你们又有何颜面去享受无知无畏的虚荣?文学非经世之大业,执笔为文亦或无路可走,亦或养家糊口。但不管出自什么理由,我仍不禁要问:“二十世纪”之后,中国还会不会有文学?如果有,它该为何而有?

   --------------------------原载《议报》第180期

(2010/03/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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