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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失去了文学

   二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 运动,使中国文学分裂为官方文学与流亡文学与地下文学。与九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五四” 运动相比,“五四” 运动扩大了文学自由和个人写作,文学精神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但随着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解放思想” ,五四青年竟成了镇压六四青年的凶手。文学被政治彻底利用了。
   
   随着后六四中国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也使地下文学和网络文学在各地参差不齐地有了生长的机会,官方与民间的冲撞有了些效果,个人意识正在突围。但二十三年前的“亮出舌苔事件”,证明, 文学界早就开始了裂痕,那就是独立的个人写作在党的怀抱中再次伸出了呐喊之手。
   
   打开1987年的《人民文学》合刊,目录上的作者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现状:莫言、刘索拉、马原、路翎、北村、孙甘露、王蒙、伊蕾、廖亦武、高行健、刘心武等都在里面,但并还没有分裂成派别,甚至还不清楚左翼或右翼。

   
   二十多年之后水落石出:王蒙、莫言、马原、刘心武等成为官方作家,北村、马建、廖亦武、高行健等成为个人作家。而刘索拉、孙甘露伊蕾等,己是极权文坛的摆设。这也就是“解放”的中国文学缩影----从社会主义文学走向了个人文学的艰难证据。或者说,是退回五四历史起点的可悲努力。作家与文学和小说的关系开始暧昧。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使文学的表述产生了变化。
   
   从“亮出事件” 到“天安门事件” 之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 就是中国共产党消灭个人思想的努力。也使刚开放的当代文学思潮很快转入了低谷。政治环境步入了毫无思想自由的地步,文学也成了文人们的防空洞,多数作家从此以写纯文学为名,躲开了现实,以求自保。于是,商业流行文学、皇帝宫庭文学,以及女性和反腐文学等填满了九十年代中国。也证实了一个恶政府控制的社会不会是个好社会,一个对谎言不再出声的作家不是个好作家。因为文学来自作家的心灵,只有真诚才能达到语言艺术的境界,不诚实是文学的桎梏。一个好的作家都是真实地再现了他的时代精神。文学家柳宗元更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以文载道就是文学。就是见证历史以明鉴。
   
   在这种媚俗权势和建立反叛精神的道路上,独立作家和御用庸才一刀断开,哪怕他们讲了差不多同样的故事。文学风格也只能走向人格,尽管艰险。而文学里只有个人的存在价值,不会有什么“文学的强国”。在09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上,就出示了中国作家犹如一群夏令营学生般,被管理的毫无观念可表达。像王安忆的旧上海,刘震云的大苦大悲,也可能跟活人遇到的困境有一点关系,但不是令人们严肃地思考生活,更不会去批判现实了。
   
   九十年代虽然社会经济完全开放,但商业自由并没有带来思想自由。极权与民主的冷战,依然是个人独立写作与监控思想的挑战,文学依然在政治的阴影下挣扎。但作家群体开始和控制者发生关系呈现着世纪未文学景观:触及现实小说大都在突出着共产党的救世主本事,历史题材的含沙射影满足了作家被捆绑的不满。正如蒙面媳妇失去了社会,便在家里发现了那点自由一样,多数作家很快习惯了被眷养的生活以及被控制的安全感。
   
   小说家阿莱、刘恒、朱文、毕飞宇、邱华栋等虽有勇气面对无所作为的生活现实,但都在犹豫不决,无法突围,很快成为社会中的半个导演、半个富商或半个媒体名人,看起来虽然没有余秋雨、王安忆、铁凝那般子油腔滑调,但也成了以牺牲了个人思想为代价的匠人。稍聪明的也只能在文笔风格中找灵感,写些不得罪政府的体裁发表,弄好了还能获个共产党的奖,名利双收。
   
   那么,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土壤加极权的专制天空合成的中国,文学是怎样呈现这扭曲加谎言的现实?
   
   困境是:文学本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而且是要开拓无言之境,它是作家内心和外在处境的思想结果。但中国还正处在争取表达自由的初级阶段。作家或者突围,走向个人创作,成为文学家。如沙叶新、阎连科等或者失去思想表达成为中宣部的御用小说家、作家或编剧,甚至像于丹那种胡说八道的知识分子等角色。
   
   中国文学要表达的是六四之后的生活和时代的处境,这也是文学能够承载的职业范围,而读者也是因心灵需要沟通和理解,才与文学作品形成了精神生物链。但中文社会的思想监控,粉碎了人们获取思想的渠道,被取而代之的党化教育、红色洗礼、甚至卷土重来的个人崇拜弄得失去寻找心灵的热情,全中国几乎都成了拜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质。在这种极为低级反抗之中,你只能比凶手更粗糙。文学评论家刘晓波成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囚犯,连独立笔会前会长都认为独立笔会该去掉“文学”一词,以争取自由写作为事业的不锈钢老鼠等作家,竟对文学嗤之以鼻。那么,反叛的文学很可能再次重复革命文学的老路,在这个文学的冷战争中将没有一个胜利者。
   
   我们不得不回顾那些几乎没有留下姓和名的中国名著:《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没有一位作家被时代记载,他们都是从文物历史里才考证出来,从民间传诵中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在极权中国,想写出好作品,你就只能是远离社会的个人,去从事地下文学。过去要冒杀头灭族之灾,二十一世纪中国文明了些,当局只是把你关进监狱。但我们离个人自由写作的时代还挺遥远。
   
   当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被丢弃在二十世纪之时,人们曾乐观认为:后冷战时代,文学将以自由走向个人的内心,走进灵感之源头。但人们都失望了:极权政府巧妙地借来资本主义的温床,继续将思想者关进铁笼。和平演变,仅仅变成了个四不像的杂交怪胎,而且正以其强大的经济自信,扩大着他们监控思想的范围。人类将再一次面对新冷战,或者称为文明与极权的再次较量,但不幸的是,文明的农夫被怀里苏醒的蛇咬伤了,文明病了,甚至将死。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员庄严地喊出:“西方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是的,时代不会重返,人类文明确实被中国极权压扁了。奥巴马的中国之行也证明了文明的衰退。但文学是无法被铲除的,而且越是野蛮的时代,文学越是有生命力,只要作家具有为自己活得像个人的小勇气,就会书写下去。
   
   诗人艾略特曾叹西方文明已衰落至荒原状态,他认为拯救心灵的是回归宗教。但他假如生活在中国便会大惊,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荒蛮之地。在中国,重建精神文化不能仅靠宗教,宗教在天上而不能取代现实,中国人已是麻木的群体,我们只能由文学艺术去感染人的心灵,从而使社会的精神与生活都更接近真实与合谐:一种在沟通和理解中的公民社会。
   
   毫无疑问,要想出现文明社会,只有依靠人的思想去独立思考,而共产党就是以消灭思想而奋斗的宠大组织,作家只能在拼搏中撑出一点个人空间,让思想在文学里壮大。那些哗众取宠的国共战争小说,那些娇柔造作的国产小资作家,都是失去人格的墙头草,如法兰克福书展上那位写了“纸做鬼也幸福” 的作协主席王兆山。他可以是中国政府的摆放的精品,但他是中国人的次品。
   
   那么,小说的境界必然产生于文学和思想之中。可以这么说,作家和故事的结合会产生小说,作家和故事以及自我结合才会产生文学。小说中的“我” 就是文学的心灵,而今天,文学恰恰成了各种载体的行尸走肉。王兆山的:“……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足以说明了官方文学不再有心灵,更证实了思想缺席的文坛只能是飞禽走兽,魑魅辈出的荒原。
   
   失去自我,文学便不再呈现了,只剩下一些没思想的小说故事撑着文坛和电视台,供人们逗乐。没有文学的社会是有缺陷的社会,也是政治失败的最大证据。
   
   但我们为什么失去了对文学?
   
   首先是对社会的暧昧和对自已的原谅。当人们不满意自己和社会生活时,就会去寻找一个舞台来实现自己。而文学创作的终极方向就是寻找这个舞台,以反衬政治社会的缺陷。作家的人生乐趣也是来自对语言和思想的表述。我们通过讲故事来反省自身的处境。作家如果在玩语言那就是对权力暧昧,作家不创造真实,就是在谎言社会继续说谎。是以为自己是隐士,如田园诗人陶渊明。但归隐的思想者正是在绝望中写出了理想破灭而归隐了自然,仍是面对社会现实,追求平等理念的智者或者是文化脊梁。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字字句句把真实的人生跃然纸上。使其作品如一部民间的唐朝诗史了。
   
   流亡作家高行健的小说就验证了个人和极权的生死关系:没有自我,就意味着灭亡。那么他走出谎言中国,重返个人的写作使他重新回到了真实。他说过:作家如果写出一部极为现实的小说,哪怕就是反映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如果写得很好,确有当今人的感受,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它是过时的。现代性并不一定是个新形式,是真实地在你的创作里。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里,高行健不但不回避现实,而是直接从个人经历入手,开始了对国家民族和极权社会的质疑。作者依然把自我一分为二,没有神化自我。更抽走了自我的位置。的确,在一个嚎叫着的野蛮民族主义时代,“我”根本就不存在。
   
   但流亡并不是唯一保存自我的亚诺方舟。多数作家在流亡之地成为孤坟野鬼,自我完成了极权政府的消失指标。没有了政治压力的作家,又远离了对手,等于一个人打乒乓球。仅仅靠着反叛而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很难进入文学境界。离开母语环境也使语言和智能变的贫乏。完整的个人现代意识,在极权下长大的作家身上几乎是不可能有的。在文明国家又因语言问题而只能圈在“幼儿园”之内无法成长。成了极权迫害的活样品。流亡作家除了保留着不断过时的政治理念,还丢了小说,更丢了文学,就算再变回“海归” 也如空心人般被分解为半个作家,如回国的赵毅恒、石涛等,在中国也就当着半个西方通而己。
   
   思想和个人意识的缺失,令你无论生活在热战还是冷战时期,都是个旁观者,文学的境界不会在你心灵发出激情之光。
   
   
   2009.12.17
(2010/03/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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