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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诺奖得主赫塔·米勒新作《安全局还在行动》

推荐语:2009年诺奖得主赫塔·米勒新作《安全局还在行动》。

   苏东剧变将近20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在罗马尼亚顽强的存在,旧的国家机器和秘密警察仍在肆行,可见制度转型之难,需要一两代人转承。此外,还有作者个体面对强权的无力感,以及民众的冷漠和麻木,都流露出来。

   这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生活,每个人都能在文中找到对应的角色:监控、跟踪、羞辱、窃听、背叛、限制出境出国、禁止在外工作、在朋友中收买安插线人……

   原载上海《外国文艺》2010年第一期,南方周末转载修改标题为《假人还在行动》,原标题更为生动。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35

   

   

安全局还在行动【德】赫塔·米勒著,黄霄翎/译

   

   

   (图)瘦弱的赫塔·米勒这双丰富的眼睛,透着犀利、恐惧、不屈和忧郁。

   

   

档案里的我是两个人,我被化名为“克里斯蒂娜”,是国家公敌,是要消灭的。为了诋毁“克里斯蒂娜”,情报处造假车间设计了一个假人,一个忠于体制的无情无义的间谍,她不仅紧跟在我身后,有时还抢在我头里……她已经活了

   

   每次去罗马尼亚,我都觉得像是去另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我从来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是凑巧发生的,什么是事先策划好的。因此我每次公开发言都要求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每次都遭到拒绝,理由五花八门,而每次都有迹象表明我又被监控起来了,或者说对我的监控从来就没停过。

   去年春天,我应新欧洲学会的邀请去了布加勒斯特。到那里的第一天,我跟一位女记者和一位男摄影师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突然走来一个虎背熊腰的保安,问我们,拍照有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想夺走摄影师的相机。“这儿不准拍照,拍人也不准。”他吼道。我约了一个朋友第二天晚上吃饭。我们电话里约好,朋友下午六点来酒店接我。结果他拐进酒店所在的马路时,发现有个男人跟踪他。他到酒店前台要接待员打电话给我。接待员却要他先填一张来客登记表。他大吃一惊,因为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连齐奥塞斯库时代都没有发生过。

   我跟那位朋友去饭店,一路上,他一会儿要我换到马路这边走,一会儿又要我换到那边,我也没多想。直到次日,他才告诉新欧洲学会会长安德雷·普莱苏,酒店要他填来客登记表,还有个男人跟踪他到酒店,然后还跟着我们俩去饭店。安德雷·普莱苏大怒,马上派女秘书去酒店取消所有订单。酒店经理谎称接待员是头一天上班,搞错了,可是秘书认识那位接待员,知道她站前台好多年了。这时经理说,“老板”,也就是酒店的业主,以前是安全局的,很遗憾改不了了。然后经理笑着说,取消订单没关系,不过此类酒店都这么干,只是人家不知情罢了。

   我换了家酒店住,后来没再发觉有人跟踪。要么秘密警察停止了行动,要么他们的跟踪水平提高了,别人觉察不到。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罗马尼亚安全局”并没有解散,只不过换了个名字,改叫“罗马尼亚情报局”了。这个部门自称接收了安全局百分之四十的员工,实际上比例说不定还要高。其余百分之六十的员工,现在不是退了休,领着比常人高出三倍的退休金,就是当上了市场经济的高管。除了做不成外交官以外,昔日的探子们在今日罗马尼亚哪行都吃香。

   

   【1】要求查档案的人,连朋友都嫌他烦

   

   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秘密警察档案解密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关心身边的人生被践踏,不关心昔日的执政党高官和秘密警察重新出山。像我这种常年不断公开要求查阅档案的人,连朋友都会嫌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档案并非存放在1999年因欧盟施压而勉强成立的档案理事会(全称很拗口,叫做“安全局档案研究国家理事会”),而是年复一年地躺在老店新招牌的秘密警察那里。档案调阅归秘密警察管。档案理事会得把调阅申请报给秘密警察,有些批了,大部分不批,有时不批的理由居然是“申请调阅的档案尚在加工”。2004年我去布加勒斯特给我一再提出的调档申请壮壮声势。我走到档案理事会门口,吓了一跳,那儿站着三个身穿袒胸露肩超短连衣裙和丝光长袜的年轻小姐,宛若一家色情场所,小姐们当中站着一个肩扛长枪的士兵,又有点像座军营。主任不肯见我,尽管我是事先跟他约好的。

   今年春天,一家学术团体查到了罗马尼亚籍德裔作家团体“巴纳特行动小组”的档案。安全局针对每个少数民族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处,管德裔的叫“德国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处,管匈牙利裔的叫“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处,管犹太人的叫“犹太民族主义者”处,只有罗马尼亚作家光荣地由“艺术和文化”处监管。

   突然,我的档案出现了,给我起了个化名叫“克里斯蒂娜”,共3卷,914页。按记载是1983年3月8 日建档的,不过里面也有此前年份的文件。建档原因是:我的《低地》一书中“有倾向性地歪曲国家尤其乡村情况”,有探子的文句分析为证。此外,还说我属于一家“以敌对作品著称的德语作家团体”。

   档案是情报局以其前身安全局的名义炮制的拙劣作品。十年里,情报局有充裕的时间“加工”档案。“修饰”是谈不上的,档案完全被掏空了。

   我在特诺梅塔尔拖拉机厂当翻译的那三年经历,档案里头没有。我当时负责翻译东德、奥地利和瑞士进口机器的使用说明,和四名会计在一间办公室坐了两年。他们四个算工人工资。我查几本厚厚的技术词典,因为我对液压床、非液压床、操纵杆和线圈毫无概念。有时候同一个词,词典里有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译法,这时我就下车间去请教工人。工人虽然不懂德语,但是知道罗马尼亚语里怎么说,因为他们了解机器。干到第三年,厂里成立了一个“礼宾部”,把我调过去,跟两个新来的女翻译一起干。她俩一个是学法语的,一个学英语。一个嫁了个大学教授,我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是安全局的人,另一个是市里秘密警察二号人物的儿媳妇。只有她俩有档案柜的钥匙。一有外国专家来办公室,我就得回避。后来,显然有指示要把我团结进去,秘密警察施塔纳两次动员我加入安全局,我都拒绝了,最后他跟我道别:“你会后悔的。我们要把你淹死在河里。”

   一天早晨我去上班,发现我那几本词典躺在办公室门前的地上,我的座位已经腾给了一个工程师,不准我进办公室了。我没法回家去,要不然厂里会马上开除我。我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整整两天,我倔强地八小时坐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水泥台阶上,词典就放在身边。我设法翻点东西,免得人家说我不干活。办公室的员工们走过我身边,一言不发。我的朋友,工程师燕妮,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我每天在回家路上都把白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她午休时来找我,陪我坐在台阶上。我们俩一起吃饭,就跟以前一起在我办公室里吃饭一样。院子里广播喇叭传来的依然是工人合唱团讴歌人民幸福生活的歌声。燕妮边吃边为我哭泣,我没哭,我得挺住。第三天,我在燕妮的办公桌旁安顿下来,她给我腾出了一个角落。第四天也是这样。那是间大办公室。第五天一早,燕妮站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她说:“我的同事们不许我放你进办公室了。他们竟然说你是探子。”“怎么会这样?”我问。“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她答。我抱起词典,又坐到台阶上。这回我也哭了。我去车间问一个词,工人们在我身后吹着口哨喊:“安全局的!”局面混乱又恐怖,就像巫婆用来调制魔药的一口大锅。诬陷我的目的是逼我辞职。动荡的岁月自此开了头,这时我父亲去世了。我把握不住人生了,我得证明自己还在这世界上存在。于是我开始写自己的生活,短篇小说集《低地》就是这样诞生的。

   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燕妮等少数几位同事知道那些人跟我玩了什么把戏,可其他只和我打过照面的人都不知道真相。我又怎能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解释,证明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呢?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安全局才跟我来这一套。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种奸计比威胁更能整垮我。死亡威胁惊心动魄,但慢慢也就习惯了。但是诬陷能挖走你的心,让你身陷重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最后我被开除了。

   这一切在我的档案里浓缩成了两个字,是手写的旁注,写在一份窃听记录旁边。几年后我在家里说起厂里曾想招我加入秘密警察一事。帕杜拉留中校记下的旁注是“属实”。

   接下去就开始审我,指责我不劳动,靠卖淫和黑市买卖为生,是“寄生分子”,提到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说我给德国联邦情报局当间谍,因为我跟歌德学院的图书馆女管理员和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女翻译交好。他们无需传唤,直接就从街头把我逮去了。我当时要去理发,正走过一幢大学生宿舍楼,一扇窄窄的铁皮门一开,一个警察把我拖进半地下室。房间里有张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便衣男子。头头是个瘦子。他要我拿出身份证来,说:“嘿,婊子,我们又见面了。”我此前从没见过他。他说我跟八个阿拉伯大学生乱搞,让他们给我买连裤袜和化妆品。我连一个阿拉伯大学生都不认识。我这么一说,审我的人说:“我们高兴的话,能找来二十个阿拉伯人作证。等着瞧,庭审一定精彩得很。”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要我弯腰去捡,总共扔了三四十回。我动作一慢,他就踩我的后腰。门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不是动刑就是强奸,但愿只是录音,我想。然后他们命令我吃下八只水煮蛋和青洋葱加盐。我把这些东西硬咽了下去。最后瘦子打开铁皮门,把我的身份证往外一扔,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我脸冲下摔在一丛灌木旁的草地上。我埋头大吐一场,慢慢捡起身份证回了家。直接从街上抓人比传唤更吓人,没人知道这人去了哪里,说不准就此消失,再也不出现了,要么就像以前恐吓的那样,变成浮尸从河里捞上来,死因会是:自杀。

   

   【2】档案里没有审问,没有传唤,没有抓人

   

   1986年11月30日档案中有如此记录:“克里斯蒂娜到布加勒斯特或是国内其他地方,须及时通报国内反对派处或反间谍处,以落实持久监控。”也就是说,我去国内任何地方有关部门都得派人盯梢,以“对其与西德外交官和西德市民的关系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

   按意图不同,盯梢方式也各种各样,时明时暗,一被发现,盯梢就摇身变为粗暴的攻击。有一次西柏林红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要跟我商量出版《低地》的事。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约在喀尔巴阡山脉布拉索夫度假村见面。我们俩装成冬运爱好者分头前往。我丈夫里夏德·瓦格纳带手稿去布加勒斯特,我准备次日空手乘夜车赶去。蒂米什瓦拉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两个男人在等我,要带我走。我说:“没有逮捕令,我不跟你们走。”他们没收了我的车票和身份证,命令我在原地等他们回来,然后就走了。后来车进站了,他们还没回来。我走向站台,当时正搞节电运动,站台尾部的卧铺车厢里一片漆黑,车门关着,开车前很短时间才许上车。这时那两个男人回来了,他们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故意撞我,把我撞倒了三回。我昏头昏脑地站起来,身上脏兮兮的,似乎一切正常,其他乘客在旁边看着,似乎一切正常。这时卧铺车厢的门总算开了,我挤进人群,那两个男人也上了车。我走进包厢,脱掉外套,换上睡衣,想着要是我被拖出去的话,这样别人容易发现。车开了,我去厕所把写给大赦国际的一封信藏在盥洗池后面。两个男人站在走廊里跟卧铺车厢检票员说话。我是包厢下铺。也许是因为从那儿抓人方便,我想。检票员走进我的包厢,把我的车票和身份证交给我。我问他是从哪儿拿到这两件东西的,那两个男人让他做什么。“哪两个男人?”他说:“这儿有好几十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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