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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申曲.上海本地人(三)

三、上海本地人
   
   记得夜半三更在地铁站候车,一个黑人过来问时刻,高叫一声:CHINA!神情是友好的,但被叫得很不受用。从人家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叫错。倘若翻译成中文,意译为中国,直译叫做支那。当然,人家就算叫声支那人,也没有侮辱的意思。那样的不舒服在于,根本无法跟人家解释,应该叫上海人,更加准确的称呼是,上海本地人。
   
   向英语世界的人们作自我介绍,最多只能说到自己是上海人为止。这已经算是从笼统的中国人,或者支那人当中,区分出来了。要外国人弄清楚上海人和上海本地人,那是徒劳的。并且也找不到与上海本地人相应的英文单词。反过来,国人之于外国人的区分,更加粗疏。以前一律称作蛮夷。后来叫做洋人。如今由于英语日益普及,国人开始从人家的发音上,可以大致区分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欧洲人。至于对方是美国什么地方、英国什么地方,欧洲什么地方人氏,恐怕难以深入。

   
   借助卫星的功能,人类已经可以从太空分辨出地球上的细微末节;但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却无法在种族间作出如何精确的辨认。肤色、语言和国籍,似乎成了定位族群的主要标记。最多再加上口音和神态。就此而言,要从千百万个中国人当中辨认出一个上海人,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听到一句上海话就可以了。但若要从上海人当中辨认出一个上海本地人,那就相当困难。即便在上海人之间,也不易做到。上海本地人的口音,可以不露痕迹地融化在上海话之中。但任何一个上海人,只要一听到本地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认出对方的本地人来历。由此可见,《庵堂相会》中那一句“本乡本土本地人”,是如何的意味深长。
   
   儿时,从来不曾为自己是个上海本地人感到过自豪,并且还为爷娘乡音不改的浑朴,暗自羞惭。大半生的风风雨雨过后,蓦然回首,方才发现伲本地人的雍容大度。更不用说,在纽约居住十多年之后,回味乡音,美妙无比。尽管很难让英语人群从他们印象里的支那人当中,区分出一个上海人,更遑论辨认出一个上海本地人,但这样的自我定位,却已然成竹在胸。是人之常情意义上的血缘认同,也是一种形而上的认祖归宗。
   
   记得《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在网上流传的时候,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上海人跟了一贴,大意是,上海人里头,哪来什么贵族气。从此君的自我陈述可知,在工厂里做过工人,以后考上大学,也在上海高校任教。经历倒是大同小异,见识却大相径庭。上海人的世故和精明,区区充分领教。就连区区读硕士时的导师、一位心气颇高的江南才子,都未能免俗,更不要说其他人众。但也正是这样的世俗之雾,遍被申城,才使高尚,显得弥足珍贵。区区所言贵族气,既非权势气,亦非钱财气,而是于尊严的看重,于品性的讲求,于境界的有无。
   
   若要将高尚与上海本地人联到一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杜月笙。上海学府里的教授学者也罢,上海滩上的文化白相人也罢,说到杜月笙,恐怕都会摆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标劲。与提及钱钟书时的眉飞色舞,对照鲜明。谈论钱钟书好比品香茗;话说杜月笙,有如咬青果。就算不怎么个非议,也得先把雅俗界限,划划清爽。装模作样之际,也不想想当年章太炎那样的学界泰斗,章士钊和杨度一类的社会名流,如何激赏杜先生。更为世人不知的是,杜月笙的政治生涯,其实是葬送在蒋介石的嫉妒里。可惜与蒋介石、杜月笙、毛泽东三者全都私交甚笃的章士钊,早已作古。要不然,让这位三朝元老说说交友体味,恐怕会有些启发,至少可以让红朝墨客听了,不再乱摆标劲。
   
   红朝墨客的下贱,通常在于势利透顶的奴性,或者说奴性十足的势利。他们服贴成功的枭雄,不认仗义的侠士。民国时代的文化名流,倒是迥异其趣。骈文大家饶汉祥给杜月笙写的那付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其格调之雅,意境之高,足以让红朝墨客望洋兴叹。章士钊在杜氏六十大寿之际写的寿序里,盛赞如斯:“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一些红朝墨客以为,章士钊斯言,颇有过誉之嫌,根本不知事实上是如何的恰如其分。他们之中又有人觉得,章士钊将杜月笙赞誉得胜过了蒋介石;殊不知,杜氏手中的权柄固然不及蒋氏,然其政治智慧,却远在蒋氏之上。倘若当年是杜氏而不是蒋氏执掌天下,那么中国后来的历史,有可能截然不同。从境界上说,蒋杜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抗日,小算盘多多,虽然最后算不过毛泽东。而杜月笙的抗日,却是不顾一切的毁家纾难。章士钊在寿序里的赞誉,可能会引起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嫉妒,但其赞誉之词本身,非但没有一句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是实事求是地说了良心话。章士钊不管怎么说,是个有底线的名士。即便活在毛泽东的关照底下,也不曾昧着良心,将类似赠送给杜月笙的美誉,献上龙庭。由此反观,足以想见,章氏之于杜氏的称赞,是多么的实实在在。
   
   章士钊对杜月笙的上述评价,与杨度十分相契。杨度在《杜氏家祠落成颂》里,将杜氏誉为“今世大侠”:“赋性豪侠,急公尚义,有求必应,有诺必践,有德不矝,有功不伐,谦怀自抑,有君子之风。”杜月笙这两“必”两“不”,蒋介石哪里及得上,更不用说动辄便以小人心肠度君子之腹的毛泽东。仅从杨度这番评说,便可得知,被世人视作流氓的杜月笙,其实是个什么样的侠士;相反,也可以同样得知,被国人拜为领袖的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流氓。遗憾的只是,国人喜欢以谁能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作为认领英雄好汉或者伟大领袖的标准。这与其说是毛泽东不够仗义,杜月笙不够流氓,不如说是国人尤其是红朝墨客,养成了受虐的嗜好。
   
   比民国名士章士钊、杨度更为性情的,是集革命元勋、学界泰斗和文化宗师于一身的章太炎。要说心高气傲,章太炎在民国精英当中,可谓首屈一指。当年曾指着袁世凯的鼻梁骨厉声痛斥,又曾因政见不合与孙文分道扬镳。蒋介石托人包起五万大洋送上门去,拒不接纳。然而,如此一位谁也无法左右的独立特行豪士,与杜月笙天然惺惺相惜。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比之于司马迁《侠客列传》,不仅更为古雅,而且妙趣横生。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杜氏在汉世有御史大夫周,自是至唐世为九望,其八祖皆祖御史大夫,唯宋世有祁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氏自是始著也。末孙镛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袄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
   
   仿佛是预料到后世会有标劲十足的红朝墨客狗眼看人,太炎先生特意将杜家的渊源上溯到帝尧,再列入伯爵行列,并且及至汉唐依然显贵。而所有这些铺垫,都是为了突出杜月笙今生今世的功德。其遣字造句比当年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要考究:寒微起,为任侠,讨袄寇,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最后归结于“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
   
   一篇古色古香的《高桥杜氏祠堂记》,与其说是显示了学问,不如说是展露了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婴儿般的童心。这样的文字,不要说红朝墨客写不出来,即便是五四当年的北大教授如胡适、陈独秀,都写不出来;就连章太炎的诸多弟子,如鲁迅、周作人和钱玄同那样的《新青年》主笔,或者如黄季刚、沈尹默、马幼渔、沈兼士等诸多北大教授,也一个都写不出来。后人只知当年的北大如何辉煌,但鲜知那些个响当当的教授,亦即让梁漱溟当年望而生畏的一个个牛人,大都是章太炎的浙籍弟子。倘若说,当年是那样的教授班底造就了北大的辉煌,那么必须补充一句,章太炎乃是那个班底的业师,可谓是当年北大的祖师爷。而章太炎与诸多弟子的高下立判之处,便是章太炎写得出《高桥杜氏祠堂记》,其弟子们一个都写不出。若要问天底下还有哪个泰斗宗师级别的人物写得出来,答案是,陈寅恪。证据是,《柳如是别传》。
   
   章太炎为杜月笙写祠堂记,与陈寅恪为柳如是写传,可谓异曲同工。都是非常之人写就非常之文。民国时代的文化宗师,其人文境界能够抵达到如此深湛的地步而又能羚羊挂角、踏雪无痕的,也就是章太炎和陈寅恪。倘若再要数出一个,那就是先前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人文的高度,有时候不是经由高深的学问、而是通过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甚至可以被无知无畏者当作笑谈的细节,体现出来的。能识别出杜月笙的不同寻常,就像发现柳如是的意味深长一样,前提都在于,慧眼独具。读明史要读出柳如是的非同一般才算得上透彻,读民国时代,能否读懂杜月笙这样的人物,乃是衡量一个学人是否达到了一定深度和高度的标准。
   
   行文至此,人们应该明白,区区为何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里那么的不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为然。因为李欧梵根本读不懂海上孟尝邵洵美那样的人物。写民国时代,不懂海上春申杜月笙等于不懂民国历史;写民国时代的上海文化,倘若不懂海上孟尝邵洵美、当时上海滩上最见性情的文人,怎么可能写出当年的摩登上海?读懂海上孟尝与读懂海上春申,乃是一币两面。能读懂杜月笙,自然就能读懂邵洵美,反之亦然。李欧梵虽然有幸逃脱了长于红朝一劫,但其致命的俗气又恰好在于,喜欢混迹于红朝墨客群里。那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群。以那样的平庸,既读不懂章太炎的《高桥杜氏祠堂记》,也读不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哈佛当过教授,不等于肯定不会患有文化弱智之疾。
   
   仅从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就足以想见,倘若活到红朝,章太炎绝不会像梁漱溟或熊十力那样,向新主顶礼朝拜。可以说,陈寅恪能做到如何决绝,章太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宗师的难以企及,并不全然在于学问如何高深,通常更在于处世如何出俗。不认枭雄不拜朝廷,是出俗;为义气相投的朋友写祠堂记,也同样是出俗。宗师之笔,向来只为挚友一吐相知衷肠,不管对方出自豪门还是寒门;从来不会向朝廷投石问路,不管处境如何艰难和落魄。跟在主子,不管是旧主还是新主后面,屁颠屁颠的学人,不可能是宗师级别的大家。这也是遗世独立之人与浑浑噩噩之庸众的区别所在。要道破国人的可怜,其实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分析什么国民性,因为其可怜就在于:宁可相信《东方红》,也不愿相信杜月笙。
   
   要说到《东方红》和杜月笙的区别,应该在于,一者是独霸天下,一者是协商分享。杜月笙能够在那个英雄豪杰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享有如日中天的威望,全然在于行事为人的独具一格。民国政治,风云变幻,然你死我活的因袭心理却依然如故。杜月笙的脱颖而出,不在于比别人更流氓,而在于给对手留余地。在一部晚近中国历史上,杜月笙是极少数懂得互利双赢的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有如此心胸的人物,便是曾国藩。中国的政治,倘若要获得什么进步,不需要旁征博引,只消一句话,便可说清楚:从你死我活,到追求双赢。中国政治的痼疾,就是陷在你死我活的烂泥坑里。哪一天,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给对方留有余地上达成共识,那么其政治格局就会全然改观。给对方留余地的政治方式,其历史先驱,晚清有曾国藩,民国有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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