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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九-2)

四、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 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 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检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的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 “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五、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 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 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 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 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 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六、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 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 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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