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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60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 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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