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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七-1)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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