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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四之2)

“大跃进”运动使福建省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
   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亿元,比1957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年减产。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37.95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6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年仅6.633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近一半。
   1957年全省粮食产量43.5亿公斤,1960年降到35亿公斤,3年减产8.5亿公斤,“等于4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万人没有饭吃”。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亿斤,1959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年11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
   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亿斤降为130亿斤,第二次又从130亿斤降到105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1959年,一年征购30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入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本书下篇第23章根据《中国人口.福建》中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期间,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万人,应当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64万人。与林强先生的计算结果相近。可见,福建饿死20万人左右,少出生65万人左右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广大群众的艰苦劳动,也留下了一些积极后果。在“大跃进”期间,为福建地方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福建省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就是突出的一例。“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扩建水利工程1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座,总蓄水4.4亿立方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着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制度性的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所以,大饥荒是覆盖全国的。
   因此,在这一册介绍各省的情况时,读者会发现,各省情况是那么样地相似:浮夸,多报粮食产量――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的高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大搞反瞒产私分――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停伙――农民饥饿而死。“五风”在各地横行,“卫星”在各地升空,大办钢铁在各地都是同样荒唐。
   但是,各地饥荒轻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异。全国非正常死亡率较高的省应当是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青海、湖南等省,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据各省官方统计,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据各省官方数据,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 。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1960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维志研究员给我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王维志的数据并不完全。例如,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
   曹树基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虽然我对他的方法中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他提出不同省份的灾情严重程度还是可供参考的。但是,我认为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率应当在安徽之上。因为四川饥饿时间最长,而安徽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缩短了饥饿时间。不管怎样,我还是将他计算出的各省非正常死亡率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14-1 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省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 非正常死亡率(%) 排序
   安徽 633.0 18.37 1
   四川 940.2 13.07 2
   贵州 174.6 10.23 3
   湖南 248.6 6.81 4
   甘肃 102.3 6.45 5
   河南 293.9 6.12 6
   广西 93.1 4.63 7
   云南 80.4 4.19 8
   山东 180.6 3.38 9
   江苏 152.7 2.88 10
   湖北 67.5 2.20 11
   福建 31.3 2.02 12
   辽宁 33.0 1.71 13
   广东 65.7 1.71 14
   黑龙江 19.0 1.21 15
   河北 61.0 1.10 16
   江西 18.1 1.06 17
   陕西 18.7 1.02 18
   吉林 12.0 0.94 19
   浙江 14.1 0.55 20
   山西 6.0 0.37 21
   合计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第282页。
   用以上数据划一个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不同的死亡率地区。此图放在此处。
   (插图)可借用曹树基《大饥荒》一书中的图并据本书资料加以修订。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在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严格执行着统一政策下,各地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差别?
   李若建认为,饥荒轻重不同与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内陆省份的饥荒重于沿海省份,山区的饥荒重于平原。
   曹树基认为,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他认为,民间饥荒记忆强的地方,对新的饥荒的抵抗能力就强。江西在太平天国时死人最多,山西、陕西近百年内曾出现过大饥荒。在这样的省份,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死人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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