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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二之2)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万多人,死亡4759人。现有患者18.3万人,其中城市8.5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万以上,其中11月发病15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1957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年减少了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人。

   1960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8年为1.64%)。12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0月13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数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亩,实际只种了400亩,而今年仍按800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万斤,实产5800万斤,亏产1600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次,开支公款4000多元。该县11个公社,有8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47.6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49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年4月29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月1日至4月26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423起,中毒人数达14756人,致死416人。
   1960年5月15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5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63起,中毒2139人,死亡59人。唐山市委1960年10月7日报告,截至10月7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15790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114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年9月21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802起,中毒22033人,致死519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月12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月以来,全省114个县、市中,有67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年10月24日报告:1961年9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个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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