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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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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

   来源:RFA
    郭罗基先生新着《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考察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郭罗基本人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堪称代表性人物之一,对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了若指掌,如数家珍;再经过30年的沉淀和身处海外的距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本书涉及内容很多,这里我只谈几点。
   一、郭罗基说:"新启蒙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这话说得很机智,也很俏皮。不过有些读者可能读不懂,我这里不妨略加解释。
   我们知道,当年邓小平压制言论自由,摆出的理由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要反对邓小平们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就需要推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条罪名。为了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条罪名,有人说:我们不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是要搞无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好,无产阶级自由化总是好的吧?对于这种反驳,邓小平们无言以对,只好强词夺理地说: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可是按照这种说法,自由化岂不成了资产阶级所独有、无产阶级没份的东西了吗?所以,郭罗基提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也就是反对把自由化说成是唯独资产阶级才有的东西。

   二、毫无疑问,从1978年开始的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当代中国史上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这场讨论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不容忽视的。
   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种主张呢?既然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二十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
   实践标准理论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证明手段或工具的正当性,也不能证明目标或目的的正当性。我们反对"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不是说杀二十万人不可能换二十年稳定(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而是说不应该用杀人的手段去换取稳定,是说用杀人换取的稳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稳定。我们承认,有时候,残暴的手段可以相当有效地维护一种邪恶的秩序,但我们要反对的恰恰就是残暴的手段本身和邪恶的秩序本身。这不是"是不是"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大多数参加实践标准讨论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这是那场讨论的最大缺陷。三十年后仍然有不少人未能意识到这一区别,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为什么在中国,有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还会有1978年的启蒙?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还有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新新启蒙,还会有第N次思想解放运动?
   如果把启蒙、把思想解放,理解成否定一种错误的思想,确立一种正确的思想,那么,上面提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未来,我们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启蒙、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但正如郭罗基先生指出的那样:"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不断地从思想不自由到思想自由,冲决一切思想禁锢,不是打破一个思想禁锢再套上另一个新的思想禁锢。最终,造就一个思想自由的社会,不是为后人准备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的思想不自由的社会。归根到底,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自由化运动,未来一切的美好事物将在思想自由中生长出来。"
   因此,归根到底,这其实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1979年,郭罗基先生先后发表了《谁之罪?》和《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两篇文章,都是在讲言论自由问题。我认为它们的意义远在实践标准那一系列文章之上。
(2010/03/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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