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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经风雨十二年 今又重踏上访路

郭少坤

   带着乡怨民愁,满坏忧患意识,我还是得要把自己的问题放到首位,因为尽管我想更多地去观察了解这个社会,去为其除弊兴利,但如果自己连起码的健康和行动能力都丧失了,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我不可能去调查百姓们向我反映的政府大楼是如何建立在他们的失地痛苦之上等一系列问题的。我还是要为自己的冤假错案继续走访申诉下去,争取自己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而存活下去,也好能够去继续为这个社会作出些积极有益的事情。

   尽管我对领导这个国家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不抱好感,尤其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抗争基本丧失了信心,但是,路还是要走的。漫漫的上访道路使我感想到:得罪阎王爷也别得罪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因为得罪阎王爷充其量只是到阴间去做鬼受阴间的罪,再说,人死后到阴间有没有罪受还是个未知数。可得罪了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你却要在人间受阳罪,即活受罪,而且,你到哪里也很难找到为你鸣冤的好人。自从因为行使做人的良心被当地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三番五次迫害后,我的确感到了自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虽然,在当今中国不止是我一人,而是千万个中国良心都正在遭受同我一样的迫害,但我与众不同的是带着为了自己的国家造成的身体残疾痛苦却还要苦苦上访,而且12年来竟然没有遇到共产党的一个好人或者好官在看到我的伤病后产生点道义上的同情心,从而给我一个合法合理的交代。我感到他们既没有人性,也没有应该有的党(也许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性,他们不但是在道义上糟蹋着自己的同胞,就连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政策也不要了,前者足以使他们丧失民心,后者则是在自我败坏形象及自毁他们的前程。这就是我12年上访以来最大的感受。

   聘请律师和共产党的组织打官司,在中国应该算是一个进步。但是,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就是代表着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任何一级(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打官司,都意味着是和政府打官司,甚至是和国家打官司。因此,作为中国的律师在这样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要想运用法律去切实可行地保护自己的当事人是很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律师们更不敢在自己的住地为自己的代理人和权势者们打官司,我的第一次冤假错案的辩护律师贺维永是我所在的徐州市人,他在为我做代理人后曾经受到过打压,因此,他不敢再为我代理,让我到北京去和律师界接触,争取依法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我也有这样的打算,到北京请律师。

   金秋十月的北京,既是共和国掌权者们最得意的时机,也是全国各地一些有钱人的旅游胜地,更是全国各地蒙冤者们的上访基地。北京这快神奇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传奇的故事,同它那里庞大的博物馆一样,令人难以阅尽悟透。在这个皇城根下,城头在不断变幻大王旗,而从世界文明潮流的要求来看,千百年来的国情实质上还是依然如故,所不同的是王朝姓氏的更替,朝服王冠的改装,礼仪形式的更新,还有现代化所带来的衙门辉煌。至于统治的本质及其它方面,不但是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是在官僚主义方面日嚣尘上,尤其是在为民执政的职业道德上,更加是令人失望乃至发指。否则,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冤民访民,而且让他们连到衙门口击鼓喊冤的权利都没有,甚至于是出现女上访者被强奸,男上访者被殴打的悲惨事实,种种千奇百怪的罪恶行径在进入21世纪的文明古国并不断地被花样翻新。上访告状,无疑已经是中国人的恶梦!而诉诸法律,恐怕也并非是蒙冤者们乐观的前途。

   拖着为国伤残的身躯,带着茫然的心情来到刚刚进行60周年庆典过的共和国首都北京,我没有任何心情欣赏那里的景色,一下火车,我就急忙找到一家地下室旅馆,经过和老板的讨价还价,以每天40元人民币的价格住了进去,并尽快地和我曾经约定的律师先后进行了联系,以争取和他们会面洽谈案情。

   当天下午,我先和正在负责重庆打黑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主持的“昂道律师事务所”取得了联系,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赵东平告诉我他在外边出差,让我去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和一位姓林的律师进行联系。于是,我来到了位于亚运村的“昂道律师事务所”,见到了那位姓林的律师。那位林律师问我怎么找到了他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我说,我知道这个律师事务所是薄熙来的夫人开的,我看薄熙来正在重庆打击黑恶势力,因为我就是被当地“黑”了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引起薄熙来的重视把我的情况反映给中央以期解决问题。林律师笑了笑说,谷律师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就是在也不可能帮你解决问题,还是按照法律办事吧。接着,我把我如何被非法辞退,如何又因为为农民说话被打击报复的概况介绍给他,并把有关材料交给他,他表示说:“我们尽量帮你,等主任回来后研究,然后看能不能帮助你。不过,我们着里的收费很贵,你要有思想准备。”我说:“只要你们能帮我打赢官司,我倾家荡产也要打下去。”说完,我与他告别。

   次日(10月26日)的上午,我与曾经为陕北油田工人维权和替孙大午辩护的著名律师朱久虎先生取得了联系。朱律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请到一家饭店进行了会谈,他在了解到我所反映的情况后仔细的查阅了法律文本,但是,没有找到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的立案条款。朱律师叹息道:“我们的法律还不健全,如果是在西方国家,立案是不成问题的,再说西方国家也出不了像你这样的冤假错案。”但他还是说尽量找到法律根据为我代理,并且希望我不要放弃上访,继续通过行政手段要求解决问题。谈话后,朱律师请我吃饭,使我倍受感动。

   第三天(10月27日)的上午,我又来到了位于天安门广场对面的中山公园,通过那由武警站岗的红漆大门,找到了“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约等了半个多小时,见到了和我约好的莫少平律师,因为于浩成先生早就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他,莫律师和客气地接待了我,并把他的助手丁锡奎律师也叫过来一起听了我的案情介绍,他们在听了我的介绍并看了有关材料后说,这是一件典型的政治迫害案件,但是,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很不容易立案,而且当地是官官相互,很难告赢他们。如果在北京立案告公安部不作为,可法律依据又不足。不过,莫律师还是说尽量找到法律依据帮助我依法诉讼。于是,我把有关材料交给了他们,再三请求他们给我提供法律援助。莫律师同时也提醒我不要放弃上访,因为仅仅依靠法律是靠不住的,何况法律非常不健全。我表示同意。

   由于自己此行去北京聘请律师的路费不足(不过,我还是在地铁的进出口处给过行乞者几元钢币),已经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那里咨询律师和原打算的上访活动,只有匆匆忙忙地赶回徐州。

   回来后,我把自己在北京接触律师界的情况向徐州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做了反映,并希望他们再次向市局领导反映,请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解决问题,以避免我艰难的诉讼和上访活动,真正的维护社会安定及和谐局面。他们让我再给市局领导写信,我也麻木了,便很快地又写了一封千篇一律的信由他们转交给局长。

   说着说着又是一年过去了。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纪实之五》时,我在北京约谈的律师们都没有和我联系过,我主动打电话给薄熙来夫人的律师事务所,他们说现在案子很多,来不及研究我的案子,公安局还是没有给我任何说法。也就是说,我的冤假错案已经从1997年到现在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年代——2010年,我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能讨个公道,让我这个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忠于职守而双残的警察得到合法的待遇,至于能否为我“平反昭雪”也就无所谓了。因为,自我笃信上帝后,在我的心目中,我已经没有了仇人,我对那些亲自指挥和参与迫害我的人没有任何仇视,我只是为他们当初的无知感到可怜。我现在只是有着如主耶酥在被钉在十字架时的心情一样:“天上的父啊,请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自己不知道”。我也是那样想:那些握有碍权柄的人,你们的良心快点苏醒吧,还我以及所有受到过无辜伤害的人们一个公道吧……阿门!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1/23/2010

(2010/03/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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