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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最好的家,人类最佳的选择---兼驳邵建《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

   个体最好的家,人类最佳的选择---兼驳邵建《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

   中学儒佛道三大统,儒家为主统(佛道为出世法,基本上不问政治,所以在政治上,更是儒家为主。)中学为体,其实是儒学为体。儒学的核心是仁,儒学为体,就是以仁为体,以仁为本,以仁为最高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参考和学习西方的优势和长处,进行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

   随着清末改良派的失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再也没有得到过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过政治上成规模的支持。就是少数学术上的支持者,也多未能正确理解其中内涵。

   由于缺乏良性的导向,一百年来,汲取西方制度精粹的追求归于失败。而儒家被打倒,文化、道德、信仰一片真空,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之类学说乘虚而入,导致中国百年来的风雨沧桑人祸交替。张之洞一百年前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至今仍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如邵建所言,这一体用模式有“它的整体性”,这不是弊端,更不会“导致独断论”。恰恰相反,儒家以体开用,摄用归体,体用不二,强调的是民胞物与,是亲亲仁民爱物,是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这正是儒家文明性、宽容性、先进性、真理性的体现。

   不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道德也可以分为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伦理道德和政治道德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的生活和道德的整体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有区别,不能混淆,但是它们又是有机相联的,不可割裂。

   作为“体”的中学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但儒学仁本主义的整体性毋庸置疑,中学儒佛道三家也有一定的整体性,有相通和相同处。

   邵建说:“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我很赞同。但我反对将儒家文化局限于“私人生活中”,也局限不了。

   我们承认西方文化中这一份普世价值菜单,但仁义礼智信诸德和仁本主义思想具有更高的普世性和普适性,可以统摄公私两域,也就是说,它可以指导个人道德修养和政治文明建设。仁本主义完全可以包容和涵盖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

   另外,内圣外王,在个体层面也是一体同仁的。内在修养高到一定程度,从事任何工作,都必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比如从商讲商业道德,从政讲政治道德。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道德高到一定程度,必然具有民本思想,必然认可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等。在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宪政是“民本”的必要制度保障。

   由于种种历史性的原因,例如外王学自汉朝以后基本上郁而不彰,明清以来儒家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歪曲等,儒家未能开出现代民主制来,但它的外王学说和民本思想(仁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中蕴含着丰厚的民主因素却是无疑的,借鉴和学习起来没有任何思想障碍,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努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儒家在政治上与民主法治和宪政等接通并进行现代化升级,是顺理成章的事。

   邵文对儒家有所认可,但认识浅薄,误解重重,兹不详析了。“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当然,谁都不是救世主,儒家也不是要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儒家积极救世的精神却值得大力弘扬,道德自救的呼吁也值得特别重视。

   儒家的“救世”法门更是双管齐下十分高明:以内圣学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道德之宅,鼓励道德自救,回归仁宅;以外王追求为社会建设长治久安的制度之路,主张制度优化,道援天下。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对对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人类社会,儒家都是最好的“家”、最佳的选择。2010-3-26东海老人

   附:中学为私,西学为公—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 作者:邵建摘要: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几乎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该问题是1898年张之洞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所提出。一百多年过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反对它也好,支持它也罢,我们的思维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八个字的“体用模式”。  上个世纪末,一个文化老者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于是中国文化行情渐长,甚至有学者要用它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前不久,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就是向全世界推广传统儒文化的显例。  是否可以改换一种思路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呢?在我看来,体用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容易导致独断论。一则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体的,它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二则作为“体”的中学或西学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作必要的价值分殊。体用原本不二,以此为体,以彼为用,纸上说说可以,但实际上做不到。百十年来,张之洞以中学为体显然失败了,新文化勇士们试图以西学为体,全盘西化,明显也没成功。因此,张氏的体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  在我看来(我既认同西方文化,又眷恋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其体用,孰若并置。或者,把体用模式转换为一种公私结构,未必要让它们“会通”,而是使它们各有应对。这里,我不妨仿张之洞来个“新八字”: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中,我倾向于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居功甚伟,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份普世价值的菜单。这份菜单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属于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价值资源。这些资源早自严复就开始输入本土(比如自由),但严复可贵在于他并不反传统。到了新青年,局势骤然一变。虽然菜单上又追加了民主与科学,但它却走上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不归路。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只能是专制与极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后来苏联之类的社会甚至走上了比专制更甚的极权道路。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诞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们从事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点上,传统儒文化帮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治,本身就是一个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的差序格局。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传统文化非但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儒文化是强调个人修行的,比如“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扩展程序,也是一份价值菜单。它的问题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容,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则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当然,推崇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变成道德专制了,传统社会正是如此。在个人自律的意义上,古代士人重名节,总比今天唯利是图、不讲廉耻要好得多。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过度开发的社会,欲望本身没问题,但欲望的无止境却肯定带来诸多问题。因病发药,传统文化的道德属性可以也应当发挥它这方面的功能。今天我们能碰上一个道德自洁的人,虽身不能至,却也是心向往之的呀。  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条目,是一条“内圣外王”之道。由于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传统文化从内圣直驱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两橛,让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结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之途。在我看来,内圣属于私人空间,外王则是公共领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样把传统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给作为个人选择的私人领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来治天下。外王还是让渡给外来的民主宪政吧,儒文化不要轻易僭越,否则橘逾淮则为枳。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仅反对试图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新“儒教”(蒋庆),亦不赞同公共领域中的“儒家自由主义”(杜维明)和“儒家社会主义”(甘阳),同样也不赞同上述汤先生向全球推广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国而不是法治国)。  让儒家回归私人领域吧,就像让民主宪政看守公共领域。从体用到公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分际和两种文化的边界。

(2010/03/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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