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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圆融无间,刘军宁认识有误

   孔子圆融无间,刘军宁认识有误

   浏览了一下刘军宁先生关于《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对话。刘军宁作为自由派,对中华文化有所认可和回归,值得肯定。但他对中华文化、对儒家的认识很多地方是很不准确的。《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结尾的一段话说:

   “我相信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把中国文化当中人类文化共同的价值观汲取出来,然后把它继承下来。比如说以孔子为例,孔子思想遗产当中有两个截然对立的成分,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非常平等、公正、理性、文明的态度。当然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忠君服从王权,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除此之外还有仁爱和其它的成分,很显然我们是可以从中做出取舍的,而不是不能取舍的。所以说我们是有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和选择的。”(《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

   “孔子思想遗产”十分丰富,有经有权有不同的层次,但都相辅相成、血肉相联,融合无间,绝无“两个截然对立的成分”。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建设及忠君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是刘军宁理解有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的人,是对君臣父子双方的道德要求,要贯彻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建设中去。而且,儒家对“上位”者的道德要求还特别高,所谓春秋责备贤者。

   儒家强调尽心尽性,立心中正。中心、尽心为忠。忠君思想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君主时代,君是国家的象征,君与民的利益也不乏一定程度的重叠,正常情况下忠君是应该的。儒家忠君,其实是忠于民忠于国、更是忠于道、忠于仁义的表现。在民主制度被“发明”出来之前,一味反对君主、主张暴力、号召革命,反而缺乏正面意义,反而会祸国害民造乱天下。

   儒家忠君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的言行举止必须合乎仁义道德、合乎各种礼仪规范。否则,为臣就要加以劝谏和批评,这也是忠君的表现。劝而无效,就应该离之弃之,甚至不妨反对之诛杀之、不妨“汤武革命”。

   忠于仁义则是无条件的。仁义,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要求。仁义体现在政治上是以民为本,故儒家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来没有经典认可“君本思想”。某些儒者及儒家群体如有这种思想行为,那不是儒家经典和义理本身的问题。至于古代王朝“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的事实,原则上不能由儒家负责。因为儒家几乎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政权。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礼,时为大”,在儒家,大大小小各种规章、法律、制度包括社会制度都要以仁义为本、为道德服务。在民主时代,自然以民意为尊,以民众为“君”,各级领导包括最高领导人则降而为“臣”,故称为公仆,这是新时代的“礼之大者”、新社会的君臣秩序。

   不过,儒家对民意的尊重也不是无条件的。儒家是民本主义但不是民粹主义。当民意偏离或违背了道义的时候,儒家必须坚持原则,“虽千万人吾往矣”,同时有责任通过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尽量对民意开展纠偏、导良工作。

   刘军宁在这篇关于《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对话中思想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他说:

   “一个是像康有为纯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传统当做一个改制的工具,他把这个思想完全降低为一个工具,甚至做了一定的修改来作为自己证据来使用。我觉得这纯粹是他个人行为,但是一个比较可取的做法是,你对待传统文化其中有什么好,你把它作为好说出来,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学术上不够严谨,说其目的是康有为在“为他变法寻找正当性依据”也没问题。但是,康有为并未“纯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传统当做一个改制的工具”,而是以儒家为本、为政治变革的指导思想的。这是一个儒者的基本立场。

   这方面,康有为和谭嗣同们的立场是坚定而鲜明的(谭嗣同思想上极富革命精神,在政治上则主张改良,其文化立场也一直很中华。)当年改良与革命之争,争的是制度变革的路线方针方法论,更是指导思想价值观,不仅关涉渐进还是激进,虚君还是“倒君”,更关涉以什么文化为“体”、为本、为原则、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倒是现政府的做法,还有某些自由派及马列派的儒家包括刘军宁,真把儒家思想、把孔子“完全降低为一个工具”了。刘军宁认为,中国传统当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老子的思想”,连“自由派儒家”都谈不上,只能称为自由主义中的儒家同情者。

   儒家思想当然是有用的,当然具有工具价值,但绝不局限于此。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儒家即器即道,彻上彻下,道器不二。或者说,儒家即体即用,全体大用,体用不二。君子不器,不局限于“器”,不为“器用”所限。如果“下学”而不能“上达”,对“形而上”没有一定的解悟,或理解得不对,有违儒家道体的大中至正,那是不配为儒者的。2010-3-25东海老人余樟法于南宁

   

(2010/03/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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