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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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科幻世界》

   
    ——王亚法
   
   《科幻世界》不和谐了,帖子闹到了海外的“博讯网”。
   中国地大事多,多得你管不过来,也懒得去管。但是这次《科幻世界》的事,我要说几句话,因为我和《科幻世界》有一段旧缘。

   三十年前《科幻世界》创刊时,我曾经帮过忙,最早刊物筹备期就和我联络的是省科协的一位同志,叫刘佳才,后来编辑部的所有同仁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现在喊得出名字的有:杨潇、谭楷、贾万超、莫愁……还有一位美术编辑叫向际纯。
   《科幻世界》(那时叫《科学文艺》)创刊后,曾一度聚集了不少全国的精英作家,记得的有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萧建亨、王晓达、席文举、曹建、老董……
   那时编辑部每年开笔会,搞得很有生气,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三年那次,我们几十位作者在都江堰开笔会,进行到一半,正好《人民日报》出社论,要搞“精神污染”运动了。大家一片哗然,抱怨声连天,刚吃了几天太平饭,又有人要折腾了。
   记得童恩正私下说:“我已经读过去书,吃今天饭,写未来事了,想不到还有麻烦。”童恩正说出了我们这群人的心里话,可怜的文人,已经“避席畏谈文字狱”了,“运动还是不放过我们。”童恩正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写过中国唯一的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他的《古峡迷雾》(我是该书再版的责任编辑)曾经影响过一代青少年读者。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科幻作家。他的“读过去书……写未来事”,无奈“吃今天饭”的感慨,细细品味,不无辛酸。前几年我去成都看望老朋友,听说我出国后不久,老童去了美国,在那里得肝癌逝世了,我听罢,只有黯然叹息:“天妒英才”。
   记得八十年代中,由省科协和编辑部出面开过几次笔会。我记得有一次住在省科协大院的招待所里,房间里没有卫生,晚上上厕所,像老鼠一样在走道里奔忙,所以印象很深;还有一次,编辑部由谭楷组织,包了一辆破公交车,去阿坝藏族自治区参观大熊猫研究所,一路上山道颠簸,险象环生,令人难忘;编辑部还组织过一次全国科幻小说的评奖活动,我的《梦幻银行》还得了个什么劳什子奖,领了一百元的奖金。
   据我所知,《科幻世界》类似今天的风波,在历史上发生过,当年科协也派过一位姓钱的党员干部,来领导内行,曾引起一场风波,不过那位姓钱,对知识分子还算本分,没有李昶(如果公开信是事实的话)那么霸气,那么嚣张,惹得大家同仇敌忾。当时编辑们虽然意见很大,但没有互联网,所以没有闹到全世界都知道。
   看了公开信,我很同情编辑们处境和心情。因为我在编辑部干了十几年,也是在李昶们的鼻息下度过的。有一年《科幻世界》邀请开会并游览峨嵋山,我被我的领导代表了,理由是他没有去过峨眉山。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胆子小,吓得住。不过我现在原谅他了,他们也是可怜的小人物。
   博讯的文章中,摘引了谭楷的话:“他告诉南都记者,这件事其实是三个悲剧,首先是“体制的悲剧”,在这种体制下,官员都是行政任命,再有本事的人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其指挥;其次是“制度的悲剧”,在杂志社现在的制度下,编辑属于弱势,“是一群待宰的羊”,只有通过这种手段表达诉求。而整件事又是“李昶与大家的悲剧”,李昶“不懂科幻和文学,又不爱学习”,不适合《科幻世界》,而编辑们都是一群热爱科幻的年轻人,因此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
   谭楷的无奈之言,真是一针见血。
   不过,我要对科协的领导进言一句,不要把“调查的人很多”的傻事进行下去了,要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科幻世界》创刊三十年来有今天,不容易,要爱惜。再扪心反思,在文革后期万象复苏的八十年代,省科协的老领导怎么敢说敢做,创下了《科幻世界》这片园地,到而今,你们怎么……
   告诫年轻的编辑朋友们,听胡适的话吧:“有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2010/03/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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