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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变,我也没有变”
·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
·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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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变,我也没有变”

    (作者按:2010年1月4日为高行健70岁生日。此文本是为当日在伦敦大学举办的高行健生平与创作讨论会而撰。)
   有时我想,若不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那首穷其一生都未达成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或为高行健心中的至境。也就是说,他的最大心愿或许只是能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文学和艺术。细想来,我不是吗?谁又不是呢?然时不我予,政治也如影随形。记得老高说过:「人的一生,只能专注于一两件事。」他四十七岁才离开中国,可在法国十三年写出的作品,比在中国的三十年还多。有一次,他甚至对我断言:「他在法国完成的创作,换是在中国,恐三生也未必。」细想一下,还真是如此。
   一个人步入七秩时,他人总以「饱经沧桑」来形容,这或许不错;可人生的沧桑未必让人的心思复杂,高行健即是。老高生于乱世,暴政的残酷,人世的险恶,仍至人心的难测,人言的可畏,老高无一幸免,然这一切并不必然致使心思复杂。老高专注于工作,所以,他的处世方式简单,友人和他的友谊亦简单。老高是为艺术而人生,那些人世的险恶,除非厄运迎面,否则,他能躲就躲,不必也不想「阴」着心思去应对。
   老高虽好静,可并不遁世。老高厌政治,可在大是大非上绝不含糊。一九八九年「六四」,统治者为维持政权开了杀戒,他的愤和痛掷地有声:「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就不回去,我的作品也不在中国出版。」这宣示听着平实,要做到,数十年如一日,不易,那是「白发,骨灰,家乡,九泉。」是极高的自我要求。看看这些年的台湾,再看看海外,多少文人、雅士,曾经反共的,号称流亡的,争先恐后地住中国去,出书、演讲、挣银子,生怕没赶上这一轮「太平盛世」。他是真正的始终如一,二十年来,老高从未在中国出书,让自己是一个「空白」,干干净净的空白。
   哀莫大于心死。也正因这一坚持,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中国被盗版。这些年,也有他的作家好友或说客劝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他的书,他笑笑,一律谢绝。且不说共产党允不允你出书,文字也是脊梁,若为了在中国多弄点「名气」而让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那是作贱自己。所以,二十年后的今天,老高可以清清楚楚地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中国没变,我也没变。」

   我和行健认识已逾二十五年。一九八二年,他出了本小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经口耳相传,成为地下文学圈和官方文坛跨界的必读之书。那年头,锁了三十年的国门开了缝,先「溜」进来的是西方前卫艺术和一本本的文学译着,我们饥不择食,「狂吞」一切,其中也有老高译的法国诗人普列维尔(Pulieweier, 1900-1977)诗作。高行健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也是在小剧场导戏的第一人。一九八三年,他写了《绝对信号》和《车站》两出戏,他亲自导演,那几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的公演,也是地下文学圈和官方戏剧界跨界的热点,我是每戏必看。终场后,众人常一起去人民艺术剧院宿舍找老高,听他谈戏谈法国文学。后来,听说老高得了肺癌,已远遁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寻访仙医和神丹。后来才知,是老高用四个多月时间搭车走路三万里,沿着长江流域的七个大自然保护区,以朝圣的心态放逐和放空。回北京后,说奇真奇,老高的癌症竟消失了。行健因此写下大部头剧作《野人》,他称为多声部现代史诗剧,一九八五年,由林兆华导演,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剧场公演,那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大制作,一时盛况,我也恰逢其盛。
   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则是在一九九六年前后。那时,老高刚用卖画的钱在巴黎近郊高楼中购了套公寓,因客厅颇大,他便用来写作兼画室。当年的我,不知深浅,揣着五百美元直奔巴黎,他在电话中听我一说,当即请我到他家小住,以让我从从容容地在巴黎晃荡。那时,老高正写着《一个人的圣经》,常常一周足不出户,成了新世代所称的「宅男」。他不仅要我吃了午餐再出门,还让我晚上最好回家吃,因为巴黎除了面包,喝杯水都贵。我用一口破英语问路兼乘地铁,在巴黎乱闯乱撞,虽受气,仍游逛到天黑才饥肠辘辘地回来,他和西零等我一起晚餐,他工作了一天也正好放松。饭后,老高和我各一杯红酒,有时他的女友西零也加入,彻夜长聊。私下的老高有时也口若悬河,谈文学,谈现代汉语的演进,谈他的戏、他的画,甚至谈男人、女人。老高虽大我甚多,可我从不觉得。
   那时,老高抽烟,可他不抽盒烟,那贵,他卷荷兰烟丝。我看着老高不疾不徐,舒缓地将烟丝撮入薄薄的卷烟纸中,慢慢地卷起来,然后用嘴一抿,再卷成圆锥形的纸烟──那手艺从容。偶尔,我也学着卷一支抽,吸着,聊着,静中的老高淡定,在烟袅中显得心事浩茫,偶尔,嘴角倔强地紧抿,我们相对无言。沉默,往事如大海。
   他本是安静之人,不好灯光,众人相聚时,他低调,不挡着谁的视线。他好客,但不擅交际,在流亡的文人中,是甘于寂寞者。一九九O年代的巴黎如纽约,中国的流亡者不少,由于生存不易,语言不通,安贫乐道的不多,争强好胜,作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者不少。行健有定见,但不强加于人,他是真正的作家,不是说家,也不是行动家。偶尔,我们一起去文人、画家的饭局聚会,他听得多说得少,从不抢白,更不会夸夸其谈地争锋头,遇到侃主、狂人,他不卑不亢,反而静静欣赏。
   作家常常无形,因为总是坐在家里,起居自由,孤处,不需要每天衣冠楚楚,或「衣冠禽兽」般地去和别人打交道;故作家易懒散,写作者的作息是由写作状态的好坏决定的,故昼夜颠倒是作家的常态之一。老高也不例外,唯老高并不懒散。我在他处暂住时,试着看遍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还摸着去了两处闻名遐迩的旧货市场。每晚回来,常听他告诉我,今天又有进展,又写了几千字,或又琢磨出了一张画的意境和构图。老高讲到兴奋处,也是欲罢不能,那时,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当他站在画案前,专注作画时,我观画,也观他;老高削瘦,侧面轮廓很道家,若用溢美之词,可以说真有些仙风道骨。
   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国东部那搬了又搬的漂泊生涯中,不自量力地和石涛及在上海的孟浪、陈东东等人创办起《倾向》文学人文杂志,老高是完全支持,他提建议,给文稿,还捐画。后来,我回北京定居,他不认同,也替我捏了把冷汗。二OOO年夏天,我斗胆在北京印行《倾向》第13期,官府大怒,逮人,抄家、搜刊物、我和弟弟都入了大狱,还被敲榨性罚款。后来,桑塔格等友人奔走呼号,美国国务院介入,我被遣送美国。经此一击,孟浪精疲力竭,《倾向》的编辑成惊弓之鸟,散了,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废物,刊物被击垮,文章也没有千古。那年十月,老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大事。二OO一年二月,他在哈佛大学宣布,为了支持《倾向》,他和他书的英译者李顺妍(Mabel Lee)教授将共同捐出《灵山》中文版及英译本的部份版税,一蹶不振的我像打了玛啡,振奋了一下,将在北京被查抄的《倾向》第13期在台湾重印出版。老高知道流亡中办刊物的不易,亦劝我不要硬撑。总之,他强调自由,不勉强。
   二OO五年夏天,我得一机会和一位音乐家互换居所,在巴黎住了近三个月,一安顿下来,便去他在巴黎一区的新居拜访他。睽违三年,一见,我心里一惊,老高好像老了十年。老高看出我的讶异,笑着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他的催命符,他刚捡回一命。确实,得奖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作息,铺天盖地的采访、戏约、稿约、邀请,他要一一应付,有一阵子,他雇了助理,不接电话,仍不得闲。二OO三年,他在法兰西喜剧院(Comedie Fran?aise)导他的剧作《周末四重奏》,某天下午,眼睛突然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当时以为是劳累过度,回家休息一下就可恢复,但到了晚上仍不见好转。西零警觉,立即带他去看眼科急诊,问诊中,西零跟医生说起他是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医生当即叫来心血管科医生一起诊断,检查结果出来时,行健和西零吓了一跳,老高的血管栓塞已经影响到视神经,这才引起失明,且随时有血管破裂导致脑溢血的危险。当即,医生就不许他下床了,而且立即安排手术。就这样,他在十五天内做了两个大手术,且都成功,真是捡回一命。老高告诉我,若真是血管破裂成脑溢血,他就算被抢救回来,也将是半身不遂的废人一个。大幸后,老高立即戒了烟和肉,食亦无盐。那两年,他婉拒一切外邀,暂停工作,专心养病,让身体渐渐恢复。去年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和杨炼对谈「两种文化碰撞中的写作」,我在场,我看他反应敏捷,状态颇好。日前和他通电,我们长聊,他告诉我,精神和身体已大多恢复,和友人谈话超过十五分钟,血压也不再升高。还有最重要的,他此生一直想完成的大事──《高行健论戏剧》完稿,即将出版。
   行健七秩,我从台北的蜗居,向他遥致祝福。
   
   《自由写作》首发
(2010/03/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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